《群体的疯狂》：科学、宗教与西方现代化的双重性质(4)

第三，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模式上，虽然耶稣号召所有人要相爱宽容，路德否认教会垄断人与上帝沟通的权利，加尔文力图使得宗教成为普通人自我引导日常生活的方法，但宗教未必真能发起惠及全人类的慈善事业，却可发起对抗事业。该书指出，诸如只有少数人能被上帝提到天堂的末日叙述，不仅会导致宗教狂热事件，也会导致社会分化。再例如，犹太复国，伊斯兰国崛起的信念，导致当今世界出现地缘政治冲突。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失去批判宗教对抗性的能力。然而，宗教的对抗性未必不能以资本的形式复活。

《群体的疯狂》，威廉·伯恩斯坦 著，王兴华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讨论
该书实际上将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判定社会生活科学性与理性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与理性，是以将价值观排除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为代价的，正如罗宾斯所述。然而，人是目的的，人目的的价值观构建不能脱离情感思维。休谟正是在知性与情感的关系上分析人性的。斯密也是从这一关系出发，在内心道德世界的构建与外部财富世界的创造两个方面，分析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斯密认为，上帝与资本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斯密的上帝（看不见的手）是人道德生活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是个体认知能力理性发展的社会意识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知识体系将社会行动合理化的一个必要观念，这一观念引导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在规则上积累为正义的法律制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社会需要通过资本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资本也需要合理化与理性化。该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标准，社会能够探索到矫正资本疯狂、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吗？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是通过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非对抗性机制发展出来的，并在情感与知性、道德与财富的关系上，使得全人类和谐发展吗？
（本文选摘自《群体的疯狂》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