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之间》|乌刍沙摩明王的中国化(8)

这个记载说明，道者以“秽迹金刚法”请来“天之贵神”，降于童子之身，凭童子之口而言，借童子之体而行。作法者道者的主动性和决定性较强。“秽迹金刚法”虽然灵妙，但是否得以真正施行，是否真正能“治病禳禬”，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作法者道行的影响。这些基本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信仰情况，也证实了佛教厕神融于巫道的民俗现状。当然，除了附身于童子外，还会附身于别的人或事物；除了秽迹金刚（乌刍沙摩明王）会附身外，民间诸多鬼神也会附身。
附身于童子可能还是佛教厕神早期祭祀仪轨的规定。在唐天竺高僧阿质达霰所译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卷三中确实有这样的记载：“若令童子沐浴涂紫檀香，衣以新衣璎珞，牛粪涂坛，遍散赤花令头戴赤花鬘，加持赤花七遍令捧而掩目。焚安悉香结娜拏印加持。本尊（乌刍沙摩明王）降问事。”又如“若以紫檀香涂坛，加持童子本尊（乌刍沙摩明王）降问事”。
除了以上所说的咒语和附体之外，乌刍沙摩明王信仰的其他要素也有附着，比如体现“秽”的“粪”一直伴随。《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记载，供养此尊时，“乃以牛粪摩坛”；或说“以牛粪于路上作坛安像供养，然（燃）牛酥灯”；或说“于山林或大海侧，或泉或河大池等侧，牛栏独树或寒林制帝及花林中，若在城隍近东南角或西北隅，如是等处取便而作。以牛五净和洒其地，或用香水又以牛尿和粪摩之”。不过，这一点在民间信仰中已保存不多。
④ 乌刍沙摩明王信仰在中国的式微和在日本的发展
中国的乌刍沙摩明王信仰比较复杂。唐代有传善无畏译《苏悉地羯罗经》和不空译《大威怒乌刍涩么仪轨经》等，可知至少在唐代，除了解秽外，乌刍沙摩已经有了诵咒功德的信仰，甚至诵咒的功德信仰超过了解秽。并且，至少在唐代，民间也已经有了乌刍沙摩明王如厕咒文。而在宋代，这方面继续发展。由上可知，有关乌刍沙摩明王的信仰在中国民间传播得并不纯粹，被中国原初的巫术、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等融摄。在教界，有关乌刍沙摩明王的经典，倒是一直都有传播。明末，中国义僧东皋心越带去日本的便是《金刚秽迹经》。甚至在近代，居士高鹤年在五台山也曾见此尊：“乙亥年，余在此礼秽迹金刚，此像最为神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