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维：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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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式对性别的看法是崭新的，它把性别看做不断变化和可变的。哈拉维对信息技术如何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到新的关系、剥削和团结之链中的描绘，颇有先见之明——当时柏林一个在Instagram上有影响力的人可以用一部在中国组装成、含有在刚果开采的钴的手机，登录菲律宾人管理主持的平台，帮硅谷管理人员赚一笔不义之财。
哈拉维的另一篇极富影响力的文章，或许她是几年后发表的一篇关于所谓“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论文。这个想法是在她与女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它关注真理如何被创造。哈拉维主张，是特定人群的具体实践创造了真理。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不只是观察细胞或对它进行实验，而是通过观察、测量、命名和操纵细胞，共同构建起了“细胞是什么”。这一类想法在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历史悠久。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科学现实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公共辩论——期间，它们成了引燃政治争论的火药，在当今学术界关于偏见和客观性的争论中也有所体现。
哈拉维最近的工作转向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和气候危机。她是个关注面广、有主见的思想家，一个相信共同思考是最好的思考方式的左翼女权主义者。她经常引用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其他人的文章，并称赞他们。意大利电影制作人法布里奇奥·特拉诺瓦（Fabrizio Terranova）最近拍摄的一部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为地球的存续讲故事》（Storytelling for Earthly Survival），就刻画了这种责任感，以及她非凡的聪慧和创造力。
在她圣克鲁斯的家中，我们谈到了她对科学战争的记忆、这些事件与我们当前的“后真相”阶段的关系，也谈到了她对当代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游戏（play）概念对政治至关重要。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我们生活在“后真相”的时代。一些批评家指责像你这样的哲学家造成了“后真相”繁荣的“相对主义”环境。对此你有何回应？
哈拉维：我们的观点从来不是说，“真相”只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它。
布鲁诺[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我曾经一起在巴西参加一场会议。（这让我想到：如果人们想批评我们，那也该是因为提出和传播这些观念要耗费大量的飞机燃料，而不是因为这些观念把人们引向“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