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维：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4)

比如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你必须和盟友一起阻止那些在地球上猖獗的玩世不恭、资金充足、种族灭绝主义的机器。我想这正是我和同事们在做的。我们没有停止发言，也没有放弃自己提出的理论装置。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决定该重点强调哪些内容。
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哈拉维：我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和水的主权斗争，比如有关达科塔通道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黑山高原（Black Mesa plateau）的煤矿开采和各地的攫取主义（extractionism）。我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绝种和灭绝危机、人类与非人类的迁移和无家可归。这是我主要投入精力的地方。我的女权主义现在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你认为对年轻的气候社会活动家和“绿色新政”等来说，哪种政治策略最重要？
哈拉维：这些从业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这反过来又指明了需要做哪些工作。他们敞开了一种不同于[人种志学家]黛博拉·罗斯（Deborah Bird Rose）所说的“双重死亡”——消灭、榨取、灭绝——的设想。
如今我们正面对一个消灭、榨取和灭绝的世界，面临不断产生的系统化无家可归性。花儿不再在正确的时间开花，昆虫也不能喂饱它们的孩子、不能迁徙，因为时间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家可归性，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制迁移。
这一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人类世界中。在中东和中美洲等地区我们看到人们被迫迁移，其中有些是气候移民。中美洲北部三角区国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干旱正迫使人们背井。
因此这不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而是个多种类、多物种的问题。
为什么游戏的概念那么重要？
哈拉维：“游戏”能够描绘目前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生物学和化学中存在一种原始的机会主义，事物随机地运作，形成新的系统。这不是直接的功能性问题。我们需要开发一些实践，来思考那些不包含在功能性中的活动形式，那些指出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或者尚未实现却依然开放的方向的活动形式。
在我看来，如今的政治需要我们互相鼓励去做这件事，以想出如何能一起为尚存的事物敞开可能性。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情绪下做事情。如果我们只批判，就做不成。我们需要批判，绝对需要，但一味批判不能敞开人对可能的事物的感知，也不能敞开人们对尚不存在却十分必要的事物的感知。
我们这个时代已然确立的混乱是不必要的。它存在，但没有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