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维：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3)

总之，我们参加了这场会议。在场的是一群灵长类野外生物学家，加上我和布鲁诺。斯蒂芬·格里克曼（Stephen Glickman）是个很酷的生物学家，私下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现在，我不是想让你们难堪，但你们相信‘现实’吗？”
这个问题让我们俩有点震惊。首先，我们惊讶于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一个新教式问题、忏悔式的问题。这种认为“现实”是个信仰问题的观点，是被宗教战争勉强世俗化的遗留物。事实上，“现实”是关于世界化（worlding）和居住（inhabiting）的，它涉及到检验事物的成立性（holdingness）——事物能否成立？
以进化为例。你愿意或不愿意“相信”进化的的说法已经透露了谜底。如果你说，“我当然相信进化论”，你就输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再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的符号学——坦白地讲，也进入了“后真相”。你走入一个竞技场，这里所有问题都只涉及内部信念，与世界无关。你已经离开了世界化的领域。
科学战争期间攻击我们的科学斗士们，决定把我们描绘为社会建构主义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s）——即认为所有的真理都纯粹是社会建构的。我想是我们自己不小心走入这种境地的。我们以各种方式招来了那些误读。我们本可以倾听得更仔细，回应得更慢些。人们很容易就会像科学斗士们那样解读我们。后来右翼又抓住了科学战争，采纳了它，最终助长了一系列虚假的新闻话语。
你的博士读的是生物学。你的科学家同事对于你对科学态度有何看法？
哈拉维：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两个科学家喜欢这样谈论问题。科学家有充足的理由对这种语言保持警惕。我也参加了捍卫科学运动（Defend Science movement），在大多数公共场合，我不会过多强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我会用再现主义的语言，会为不那么强的客观性辩护，因为我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是欺骗吗？不完全是。这和[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说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有关。用和你同住一室的人一样的习语说话是有策略性用途的。你设计一个够用的习语，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做事情。我赞同我们能在房间里一起做的事情。以后我们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