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代春丨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2)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曾被“招致出洋”，但后因故被遣回国。回国后，他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
范祎，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籍《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华人编辑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激腰相生，蟹蜡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诚然，在中外合作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的角色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润色。
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