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代春丨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3)

以沈毓桂为例，他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
1874年9月5日至1878年3月——“襄理报牍”时期，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
1878年3月至1883年7月28日——“主张《公报》”时期，作为“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
1889年2月至1894年 2月——“仍主报务”时期，作为“主笔”地位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乐知和中国同事们的合影
总体而言，《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 《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祎、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弦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是沈毓桂把王韬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则是由蔡尔康推荐的。可见，《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第三，对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进行注释和评析。这在蔡尔康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万国公报》第155册登载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写的《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节本》。此文先列政务处开办条议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其中有一段条议云：“必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国之善法，正本清源，匪异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条议之言，先后倒置，请易之曰：必先行西国之善法，乃可正中国之人心。”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则为：“请下一转语曰：必先明西国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