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文学的一次反思，人类需要记忆带来幸存感与危险迷恋吗(3)

作者以同道人的身份写下对这些作家的印象，叙述他们的交游和互相评价，斯捷潘诺娃以一个作家评价一个作家的方式，避开了一个研究者评价一个作家经常会具有的过于刻板、有距离感的论述。这些文字给读者一种相反的体验，即斯捷潘诺娃和她所评述的对象在理解力、想象力和词语的微观配置方面上是旗鼓相当的。在评价《时代的喧嚣》时，她认为它提供了另一种记忆的范型，伴随着20世纪现代主义的到来，“记忆及其异母兄弟——文件——便被祭上神坛，大概是因为二者不断地向我们渗透：损失是可逆的，非终结的，即便是在一直更改事物秩序的世界里。”这和普鲁斯特、写下《说吧，记忆》的纳博科夫、塞巴尔德形成对照：斯捷潘诺娃区分了文档（档案学）与文学，前者仅仅是为了记录，是“一页又一页的结缔组织”，而后者还为了筛选和美，在这个意义上，曼德尓施塔姆“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
在档案学的意义上，只要是终将逝去的事物，都是值得记录的。基于此，斯捷潘诺娃才有保留地认可茨维塔耶娃对曼德尓施塔姆《时代的喧嚣》的批评——认为其是“景物写生”（nature morte）。这里，曼德尓施塔姆作为前辈既提供了关于记忆诗学的示范，也成为斯捷潘诺娃记忆批评的样品，而其对白银时代文学状况的熟悉，使她的批评和随笔可以在不同作家、不同思想路线之间参差对照。

曼德尔施塔姆与他的《时代的喧嚣》另外，也有一些私人的来源被认为是和那些在文学与思想史上闪光的名字同等重要的，那就是作者接触到的家族成员及他们保留下的遗物，比如她的姑母的传记，文章起始处的书信，那些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尽管是作为档案写作，不是一种文学写作），给她提供了不同的启发。斯捷潘诺娃的写作意图，部分即在于在她的不被公众知道的亲人和已经进入历史叙事的重要人物之间建立同样的典型性和文学性。在这里，私人的不可见的家史和20世纪俄罗斯公共文化以及文学人物的视角重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作者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作为和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值得珍视的形象进行塑造，怀着福柯式的耐心考察他们的日常细节，而对于那些知名人物，她则像对待家人一样体贴，怀着善意的、亲人式的关切。正是她对待亲人的公共语调和对待公共人物的私密语调，把“文学史”的人物和她家族不被人所知的人物统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