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下：基层产科医生的白天、夜晚与自我(2)

坐在救护车上，杨杉杉反复确认急救包所带物品是否齐全，一遍又一遍默问自己：到了现场我应该做什么？

首先，由于产妇的生产环境不是无菌产房，那么产妇和孩子都有感染风险，大人和小孩都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然后是更让人担忧的问题。通常，急产也伴随着高频率的宫缩，不仅对产妇来说有软产道损伤的风险，孩子也容易进入缺氧状态导致窒息。
以及，更糟的情况，如果产妇软产道损伤引发产后大出血，又该怎么办？
这条通往产妇家的路又漫长又焦灼。在田野山间折腾了1个半小时，救护车终于到了孤零零筑建在村尾的那一间民房。母子之间的脐带还没有断，但所幸，产妇没事，只有一点轻微裂伤。孩子也没有事，啼哭响亮，没有窒息，没有吸入羊水，不需要额外处理。杨杉杉做了基本检查后，处理好消毒以及断脐的问题，长舒一口气。
这可真是幸运。
然而，从事妇产科工作21年的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妇幼保健医院主治医生刘世莉，却亲历了许多“不够幸运”的故事。
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前，对于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的产妇来说，最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员”。在没有B超，产妇没有经过产检、无法知道胎位情况的前提下，接生员只能凭借熟练过硬的技术以及丰富的接生经验与死神争分夺秒地赌博。
妇幼专业出身的刘世莉，纵使毕业后就业于当地的乡级卫生医院，实则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跟随村民到家中进行接生助产的。搭配一个助产护士，刘世莉一年之内要服务卫生院周边四、五个乡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其他乡亲，接生400多个孩子，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这些新生儿通往新世界的道路。
生孩子如同闯鬼门关。尽管那时候的农村产妇普遍年纪轻，身体强壮，容易顺产，但在卫生条件与急救设备有限的情况下，意外的发生并不能算是低频。只是在农村过去普遍多产的时代，那些消弭在生产危机中的生命，被归因于“不够幸运”，没有好命。
甚至活下来也并非真正的“幸运”。很多产妇纵使保住了性命，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有的人因为生产时产道撕裂太过严重，以至于排便都成为一件尴尬的事。
后来的10余年中，刘世莉是靠着“口碑”的积累，才有了游说人们到医院生产的资本。农村经济条件差，交通不够便利，曾经多少基层医生，都是这样靠着“口口相传”的介绍，才让乡亲们愿意走进自己的乡卫生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