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最初的样子，致敬台湾新浪潮电影(2)

2019年，钟孟宏的《阳光普照》聚焦家庭代际关系，以亲情作为主要矛盾，走“以小见大”的路线，试图以个体悲剧影射社会与时代的症结。可以看出，在这般的叙述中，“来处”被消解了，只余对当下现实的体认与叩问。
台湾新电影，从纪录父辈回忆史诗走出，通往现实场域内个人的本土叙事。历史记忆逐渐模糊，然而可喜的是，钟孟宏、黄信尧等新一代导演将寻觅“去处”无限延展，进入历史真空的本地人时间，使外乡人的本土叙事专注而脚踏实地。

彼时
杨德昌与侯孝贤的电影人生
所谓台湾新电影，对于当年一起拍电影的台湾年轻电影人们，其实是一股志同道合的热血和不分彼此的情感。
如果说戈达尔和特吕弗是法国新浪潮的双子干将，那么侯孝贤和杨德昌就是台湾新电影的一面双面镜，一侧照耀反映着八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历史禁忌、世情冷暖，而另一侧则显现剖析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与内里、坐标与图景。同为台湾新电影的标志性和代表性人物，杨德昌和侯孝贤均成名于八十年代，于九十年代书写自身的巅峰。在新千年，杨德昌导演不幸离世，而侯孝贤则与自己最初的创作状态背离，逐渐转向更加沉静与阴郁的路途。
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还是被称为“台湾新电影双子”的杨德昌和侯孝贤。那时的侯孝贤拍完了自己的前两部作品，已经积攒了不少名气，而从第三部长片《风柜来的人》起，侯孝贤开始突破以往的拍摄手法和创作形式，将自身的个人体验融入到作品中。
我们可以从《风柜来的人》中看到，几个男生的嬉笑生活全部被固定机位和长镜头远远地观察，观众好似在一旁静静观望时不由得触碰到从画面流淌出来的带有浓烈个人情感和体验的青春诗意。而片中男生的生活情景不止属于银幕的戏剧建构，还属于侯孝贤的私人印象拼贴。来自于高雄的整日厮混的侯孝贤北上寻找出路，就好像那群年轻人出发去了高雄，这一切不止是个人记忆，还是一种集体历史。
作为祖籍广东梅州的“外省人”侯孝贤，在《风柜来的人》里敏锐地捕捉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台湾青年个体存在与乡土—城市的碰撞所带来的伤痛和情感。一种青春彷徨但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不断凝聚，延宕至后的有关台湾，有关海边年轻人的青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