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法文化传统视野下的刑事责任年龄(2)

另外，《宋刑统·名例律》在“老幼疾及妇人犯罪”门亦有“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对此解释为，“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这一思想，为此后的宋元明清所承继，慎刑、恤刑的思想早已为统治者信奉并践行。另一方面是入罪可原。汉唐至明清，对已满七岁未满十岁这一年龄段的孩童，对实属“情状难原”的重大、恶性犯罪，不免除其刑事责任。如《宋刑统》规定：“十岁以下犯杀人罪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对于未满十岁的孩童，出于爱幼之义，设定了“上请、上裁”的程序，由皇帝根据罪犯主观恶性、案件情节，酌情裁决。如，宋仁宗年间，九岁庞张儿将庞惜喜打死，仁宗以“童稚争斗，无杀心”，将庞张儿“特矜之”。又，清代《定例成案合镌》卷一《名例·年幼为盗成案》〔（清）孙纶辑〕中有一例，康熙二十六年，江苏巡抚赵士麟审理陆耀家被行劫一案时奏称，涉案人张才“年仅十四，童稚无知”，是被其兄张佛强迫跟随上盗，故援例奏请减等，最终经刑部会议，张才获“从宽免死，减等发落”。
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先秦至明清，七岁以下的孩童是免于刑责的，用现代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看待，则七岁以下为法定无刑事责任年龄。七岁至十岁，对重大恶性犯罪负责，但可“收赎、减等”，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不论对犯罪者免刑、减刑或赦其罪，并不是认定其在法律上“无责”，而是刑法对其过错、罪责予以“宽恕”，所以“免责”的实质，是刑法适用的宽泛，是基于情理、人心的“恕”，此所谓“慎刑”始之于恕。
慎刑行之于法
“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没有“法（刑）”之约束和规制，便没有“慎刑”“缓刑”的前提与必要。从西周“德主刑辅”观到孔子主张“先教后刑”，再到《唐律疏议》开篇言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都强调“德礼”的教化作用，但并未忽视法律或刑法的惩罚、震慑力，刑法依然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亦有“先王之世，以教为先，而刑其后焉者也”的观点，他认为立法和司法都离不开道德教化，刑法的作用是辅助于德教，而不是“不教而诛”的工具，只有做到情法两协，法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法律在制定时，都是期于天理、国法、人情的契合，希望经由法律实现“杀人偿命”的正义观，最终达致“惩恶扬善”的社会功效。纵览历代法律制度，这些价值取向在实践中都得到了回应和落实。汉惠帝时诏令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者。”武威《王杖诏令册》也明确对七十以上老人的宽刑、“慎刑”优待。其实，对十岁以下的孩童和七十以上的老人，仍属于“有罪当刑”的范畴，对其罪行依然需要“依法论罪”，只是出于“仁恕”之心，在刑罚执行时不施肉刑而已。有汉一代，年满十岁至七十岁者，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这与《礼记·内则》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所表达的社会意义相同，即年满十岁之人，可以外出就学、独立起居。从法律意义上考察，其对自己的行为已具备认知和控制的能力，自应对个人所犯罪行负责。唐宋至明清，十岁至七十岁的人仍然对其所犯罪行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因为普遍认为这一年龄段的人，不至“童稚无知”，也“智力、气血未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