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法文化传统视野下的刑事责任年龄(3)

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往往根据涉案人的主观恶性而个案调整入罪年龄，这与西方的“恶意补足年龄”的内涵、旨趣相通。英美普通法对十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人制定了特殊规则，这些人因为年龄小，原则上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是，因其恶意而补足年龄，即如果他们知道是恶行而实施时，则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一个十一岁的人杀人后将尸体予以隐藏并谎称自己没有杀人，他的撒谎行为可以证明他知道杀人是恶行，这种恶意便补充了年龄的不足，因而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大清律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对于十岁以下，犯杀人应死者，由皇帝视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而作出裁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川的刘縻子与李子相年俱九岁，素识无嫌，均在河坝牧羊，刘糜子向李子相讨取胡豆吃，李子相不给，出言詈骂，因而发生争吵，互相推搡。刘糜子把李子相推跌倒地，被石垫伤右腰眼，旋即殒命。依律，刘糜子“杀人应死”，需奏闻恭候钦定。乾隆皇帝认为，刘縻子与所殴之李子相都是九岁，因索讨胡豆不给，便行推殴，其属理曲。若因其年幼辄行免死，岂为情法之平。此外，刘糜子年九岁即能殴毙人命，“其赋性凶悍可知，尤不宜遽为轻宥”。因此，乾隆帝谕令刑部“将该犯监禁数年，再议减等，以消其桀骜不驯之气”。根据秋审规则，刘糜子不入情实，数年后仍可减等，故而不必亟于宽贷，而监禁数年，实为“寓驯暴惩凶之至意”。
另有一例发生在嘉庆十年（1805年），高应斗年止十二，其妻龚四姑年甫七岁，该犯用棍殴伤其妻，复辄用烧热锅铲烙伤致毙，嘉庆帝认为，“该犯年止十二，已如此凶残。成人以后，必非善类，尤不可不使知惩诫，以消其桀骜之气”。
面对此类“赋性凶悍”的“恶少年”，若得免死，必将对社会造成不确定的危害性，不符合民众的正义观和道德评价；若不免死，监禁数年，也没有突破“上裁”的原则性规定。同时，“消其桀骜之气”又能减少不确定的社会危害因素，做到情法两平，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慎刑终之以仁
“仁”有“全德之名”而“统摄诸德”，凡忠孝节义悌礼智信廉耻等各种德目，皆在“仁”的范畴内。《尔雅·释诂上》云：“慎，诚也。”《说文解字》云：“慎，谨也。”固“慎”者，也属于德的范畴，为仁所统揽，以仁为立根之始。又，《尚书·大禹谟》云：“慎乃有位。”历代统治者追奉“慎德缓刑”，以慎德刑为教，以慎德刑为明治民之道，也莫不是在贯彻仁政的主张；固“慎”者，既为仁所统揽，亦必以仁为落脚之处。总而论之，慎刑立根于仁，求于仁，即所谓“终之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