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12)

在公所建立的种痘善局，恰当地阐释了19世纪初广州独特的社会构成，在那里，中外商人是公共事务的重要策划者。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广东商人继续担当着这种角色，但已没有了他们欧洲同仁的合作。广东商人在本地资助了许多善堂，向城市人口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济，尤其是包括免费种痘的医疗服务。最早的一个是爱育善堂，建于1871年，就在公所的旧址上，创立资金是6万银圆，此举引起了当时西方人的很大猜疑。传教士认为这一做法，是为了“向自己的百姓，并向世界展示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慈善机构，而且规模之大，把任何外国组织都比了下去”。他们认为管理善堂的富裕商人“太精明……他们愿提供大笔钱财，应该是他们另有图谋”。广州的政府日益衰弱，中外之间越发不信任，在这样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当地大商人在公共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善堂的活动包括种牛痘，所雇用的痘师在广东的偏远地方，甚至是在广西进行种痘。

爱育善堂西医赠医所另一方面，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垄断废除后，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开放后，英国商人在推动种痘上的地位下降了。在这—时期，十三行的种痘善局关闭，直到1852年在从前的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等人的资助下才重新建立。如同邱昶所记载的那样，他当时被授命负责这一机构。然而，1856年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十三行建筑，公所也未能幸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传教医生们，尤其是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在推动种痘之上积极活跃。嘉约翰于1859年在广州医院开办了痘科，每周四为孩子们种痘。除了为穷人种痘，广州医院还是随时为中国南方各地供应疫苗的地方，嘉约翰还准备了关于在温暖的气候下保存痘痂的小册子，在广州城散发。他介绍的应该是疫苗在甘油和玻璃管中保存的方式，这是当时欧洲研发的方法。
与此同时，新的教会诊所在佛山（1860）、肇庆（1861）以及广西的梧州（1866）开办。纪好弼负责肇庆的诊所，将种痘作为主要任务。嘉约翰的医院从1859年开始进行种痘，1863年有报告说，1494名孩子接种了牛痘。至此，出现了本土痘师和外国传教医生间的激烈竞争。传教士声称为越来越多的孩子成功地接种了牛痘，同时他们也批评当地痘师使用变质的牛痘苗和对保存痘苗的无知。广州医院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向与传教士有关系的当地痘师提供新鲜的牛痘苗。嘉约翰在1867年自豪地写道：“这所医院是中国唯一随时提供牛痘苗的机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至少部分是在这样的服务基础之上，当地的痘师才创立了他们自己保存痘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