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14)

…（种痘）即便偶尔失败——当然这极少见……总是能减轻天花发作的严重危害程度。”到了60年代初，广州医院的嘉约翰观察到牛痘接种的“好处，在广州及附近地区人尽皆知，甚至可能整个省的人都知道”。1878年黄宽从广州报道中提到，甚至是在农村都有职业的痘师，或单独作业施种，或受雇于绅士施种，并且“城市中至少95%的孩子都受益于牛痘”。广东人自己也意识到他们对这一新技术的独特开放性，正如1879年版《广州府志》的一位作者所评论的：“今粤人共知洋痘之善，惟岭外人尚有未深信者。”

晚清民间种牛痘的场景。图片选自《见证——解读晚清明信片》在早期接受种痘问题上，广州的确是个特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项技艺并没有在诸如上海、宁波、杭州、福州甚至是香港等大城市被全面接纳。主要的障碍似乎同欧洲一样，来自传统的人痘接种师。1850年，有报道说，尽管伦敦会的雒魏林（Lockhart)医生做了很大的努力，将牛痘术带到上海，但“多数人似乎不关心他们及孩子的性命是否能从中获得保障”。另一位在该市居住的外国人观察到：一般情况下，“人们一般习惯进行他们熟悉的人痘接种方式，几乎每个孩子都接种了人痘”。镇压太平天国后，中国的官僚和慈善家加入了上海传教士的行列，共同努力推动牛痘接种，但再次遭到顽固的抵制而告以失败。在主要的报纸《申报》上，一些文章描述了19世纪70年代牛痘推动者的种种困扰：
诸如痘苗供应中断，人们对此技术的存疑，人痘师、传统的儿科医生以及卖药者的刻意打压。迟至1881年，上海的医官哲马森（Jamieson)抱怨这里的牛痘接种的普及甚至比不上广东和海南岛上的海口等地。
1851年驻宁波的玛高温（Mac Gowan)医生报告说：“中国人对牛痘所带来的好处反应迟疑，尽管广州已实施牛痘施种多年。”同样地，毗邻广东的福建，晚至19世纪70年代，一个牛痘推动者还在抱怨，传统的人痘仍居主导地位，有关牛痘的文献付之阙如，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也拒绝接种牛痘。甚至是1842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对于牛痘的接纳也很缓慢。合信于1844年写道，在香港推广种痘的努力并不成功，主要是由于“本地的痘师在我们邻近地区大规模进行”传统的人痘接种。牛痘真正的普及化似乎是1872年以后的事情，当年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同时也得力于按广东地方善堂相同的模式创建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的积极参与。要到19世纪最后20年，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台湾等边缘地区，人们才对牛痘接种有了足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