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13)

然而，应该注意到，传教医生尽管对种痘有所贡献，但他们从未把种痘当作主要工作。整个19世纪教会医院报告的主要的内容是吸引中国人和西方读者的大手术，对于种痘，仅兼作实施，附带提及而已，种痘在他们的医疗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1874年，嘉约翰在广州医院建立他的诊室15年后，很自豪自己做了1084例外科手术，但种痘只有250例。有意思的是，甚至皮尔逊也不喜欢种痘。在1816年报告中，他说:“现在我从亲手种痘这一繁重的、特别讨厌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我的责任只是检査脓疱。”这一工作缺乏光环，可能令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亲自操刀接种望之却步，而且也不再积极地推动它。在该世纪末细菌论的成熟引发了实验室医学建立之前，种痘作为一种从民间经验发展而来的技术并不能激发更多的医学新理论。因此，像皮尔逊—样，传教医生们情愿将此项工作留给当地痘师。
更令人惊讶的是广州种痘事业中没有官僚参与。在整个19世纪广州种痘普及化的过程中，官僚并没有真正介人，他们只是在种痘书籍中以诗词、书法等作静态的支持。这与其他省份地方官员积极参与的态度大相径庭。后者组织或开办的种痘局，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有一些广东官员在该世纪后期试图更积极地推动种痘，但没有成功。总督张树声（1824—1884,安徽人）1880—1881年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种痘局，培训了40位低层候补官员作为痘师，并派他们至该省72个县进行施种。但这一官方的努力却因为大众拒绝他们的服务以失败告终。这一努力的流产与上述提到的、《南海县志》记载的广州士大夫曾望颜于1828年在北京建立了最早种痘局之一，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一种由商会的负责人管理的痘局，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其模式经常被其他种痘局所模仿。
1847年商人兼官僚潘仕成也设种痘局，邀邱熺的儿子前往京城施种。早期商人以及当地痘师对广东种痘事业的积极参与，让后来的官僚已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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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传教士尤其是本土痘师的共同努力使得I9世纪初广州地区对牛痘的接纳迅速而且顺利。据皮尔逊的记载，“（1805年）英国商馆的活动从澳门移至广州时，种痘已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在1805—1806年的冬春季节，以及天花肆虐之二月至六月间，前来接种的人极多”。而且，在他看来，牛痘在广州被接纳有一个模式：“牛痘先在下层社会传播很快，之后中等阶层的人也普遍接受，也因而常有上层人前来求助。”牛痘被接纳的进展异常顺利，皮尔逊也不得不承认：“所遇到的偏见阻碍，比预料的要少得多，特别在中国人社会。”结果，“天花疫灾的危害比从前要轻得多”。这一进展在整个19世纪没有阻断，尽管在中国南方战争动乱频仍。19世纪50年代，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s)引用皮尔逊的话说：“从各个方面看，牛痘在广东的发展已极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