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15)

东华医院奠基石在19世纪头10年，广州本土痘师所扮演的成功角色，不仅在中国是独特的，在亚洲也是如此。与日本和印度支那的比较就显示了这一点。在日本，最早的牛痘苗是由一位荷兰科学家在1820年带至长崎的，但以彻底失败告终，要到皮尔逊著作的中文译著引入后才看到转机。此书可能是由广州医院的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8年带至日本的。该书的日文译本在1842年面世。第一个种痘诊所迟至1858年才由将军在江户建立。种痘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活动，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才开始，是明治维新的一部分。至于印支半岛，按皮尔逊的记载，种痘是由一位为交趾支那（Cochinchina)国王服务的外科医生德斯皮奥（Despiaua)在1821年引入。此后，接种牛痘一事几乎全是由法国殖民地专家执行，极少有当地的痘师参与，此种情况甚至持续至19和20世纪交替之际，这是该地方牛痘接种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印度支那和日本的例子显示，如同在欧洲一样，牛痘的成功传播在根本上有赖于国家的行政效率，或是医疗专业人员的积极推动。其他的例子，如19世纪的俄国，推动牛痘接种的是一个与国家密切关联的专业精英组成的协会。如此看来，广州在19世纪上半叶的情势的确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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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初广州牛痘接种的研究显示了，这种新的、域外的医疗技术的引入是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公共卫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牛痘师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外商人以及传教医生也付出了努力，而官僚却没有参与。在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必须要组织公共卫生这种意识出现之前，种痘的制度就是这样在广州建立起来了。
早期牛痘师的创业精神对于这一成功至关重要。他们的宣传努力以及他们苦心经营的与高层的关系为种痘的普及化铺平了道路。这带来了大量的种痘需求，使种痘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些机会吸引了新的加盟者，他们为更多的人口种痘，其中不少人与传教士或十三行商人所资助的机构并没有关系。
这种发展归因于广州19世纪初独一无二的社会条件：充满活力的商业传统，随处可见而且受欣赏的西方文化，这些条件后来造就了上海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最文明”的城市，正如鲁迅所评述的那样。由于外国人强有力和直接的管理，后来上海的国际性在19世纪后期得到提升，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广州。然而，同样的因素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影响着广州社会。例如，就公共卫生而言，由当地商会管理的善堂和医院在广东各地大量出现，融合了商业和医疗利益、西医与中医的实践。这些有着典型务实内容的机构，成为受中医或西医训练的当地医生发挥影响的公共舞台，他们在此躬身实践，提供医疗服务。广州行商设立的第一个种痘善局以及首批本土痘师的活动，显然昭示了这后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