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2)

万幸的是，她没有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表示责难。她短发齐耳，戴黑框眼镜，笑眼弯弯，但声音洪亮，行动雷厉。一次课后，我们一同往车站走，她背着一个与体型不相称的大书包，双手插在裤兜里，快速又自在地行走、说话。她最让我喜爱的地方，正在于一种爽朗、不设限和自由感。
2019 年的下半学期，在黄盈盈的“性社会学”全校公选课上，我和教室里的近 140 名学生一起，听她讲解性研究的发展脉络，其间也少不了“要 C 点不要 G 点”这样的身体讨论。虽然之前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这没什么，但与一百多号人同处一室地听着这些词，我还是感到一股奇妙的欣喜和刺激。结课展示中，学生们讨论了形婚、同性婚姻权、恋童心理、成人用品店、Gay Icon 等等话题，这可能是黄老师最显著的兴奋时刻，“这门课就是想让同学们接触不同的人和观点，它的目的是挑战二元、惯例和简单化，让大家保持一种开放性”。
此次访谈中，我们聊了她的学术生活和性社会学的发展，谈到性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的困难与乐趣；我们结合余波未尽的 MeToo 运动，讨论了如今人们为何谈性、如何谈性，以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寄托着她怎样的自我与社会期许。走在稍前的地方，走在一条更困难的文化与观念的重建之路上，不断敲打我们过热的头脑，提醒我们那些被忽视的角落和被损害的人群——这是学术研究应有的使命。
在最后一节课的尾声，黄盈盈给学生们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祝福：祝大家快乐。

人人平等不是可以喊口号喊出来的单读：您是 90 年代进入人大社会学系的吧？
黄盈盈：1995 年，到现在已经 24 年了。1995 年在人大上本科，1999 年在那里读研，2002 年读的博。1999 年读硕开始，正儿八经地跟着潘老师，读性社会学这一块。
单读：为什么选性社会学这个专业呢？当时您读哪些书？
黄盈盈：其实是本科阶段有一个机缘。我 1995 年进人大，1996 年我们系里有个非常大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跟美国合作的，关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系里的所有老师、学生都出去做调查，一个老师带队，八九个学生一组。我们那组正好是潘老师带队，所以我是在 1996 年、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就认识潘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