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4)

单读：您读研的时候，感觉性社会学在整个学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会比较边缘吗？
黄盈盈：其实学生阶段不会想这些事情的，现在的学生可能目标比较明确，但我们那时候挺傻乎乎的，不会想性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怎么样，只是考虑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导师，学校里的这些事情。
现在回头看，从制度上严格说，当时性社会学构不构成一个学科，都得打一个问号。这方面潘老师讲得比较多，他 1985 年从历史学调到了社会学后，就试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一些关注现状的调查，后来就在人大开课。1991 年，潘老师把我们所给弄起来了，起初人非常少，人大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研究这个议题），然后他慢慢带学生，就是这个情况。但是 80 年代，听潘老师说大气氛如此，鼓励开新课，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这门课才能开起来。潘老师最近在写一本回顾性社会学四十年的书，会有更加清晰和具体的介绍，顺便预告一下。
单读：那起初性社会学算是一个时髦的东西啊？
黄盈盈：是的，但是 80 年代，你也知道，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所以 80 年代的很多议题、想法，现在看来其实蛮开放，有很创新的东西。
单读：您读书的时候，性社会学主要讨论哪些议题？
黄盈盈：那时候我跟着潘老师读，主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他当时跟芝加哥大学合作做性调查，中国人的性行为性观念性关系的调查，所以要跑定量的调查；另外一块就是红灯区的研究，潘老师 1996 - 1997 年就开始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去（红灯区）蹲点。因此，我当时最主要接触这两块。
90 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上海大学的刘达临教授，他八九十年代就出了蛮多书了，现在在同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还有一个“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另外就是李银河老师，1996 年出了《中国女性的性与爱》，再往后是《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我读书的时候，刘达临老师、李银河老师和潘老师，他们仨又正好都是社会学界的，是当时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性议题研究者。

单读：在您的多本著作，也包括 2018 年最新出版的《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里，我经常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你们走到前台，说出对自己的怀疑。因为研究者跟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很多隔阂，不管是阶层也好、研究者本身的非酷儿性也好，您觉得可以怎样去弥补这种距离呢？黄盈盈：你刚才说的这种怀疑，我们一般用另外一个词，反思，甚至是自我批判。首先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距离的，你不能只是喊口号说人人平等，因为这种差距不是个人的，往往是社会性的。作为一个研究者，能不能正视这个差距，这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