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老三界之外，上海第四界是指哪里？(2)

1862年，为跑马所筑的静安寺路，因为收入日益减少，不足修整开支，该路股东遂开会通过议案：如果工部局担保将来能不收捐款而对道路加以修整，则股东愿将此路永远交给其管理。此议由“静安寺路管理委员会”致函工部局。工部局鉴于其市政管理范围限于租界界内，对于接管静安寺路一事不得不暂行搁置，但觊觎之心早已有之，且不但对于静安寺路了然于胸，而且因静安寺路想到了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筑在租界外的那几条军路，只是还需要借助于租地人年会这个名义上的“法律形式”。所以问题提到4月18日的租地人年会时，工部局主席W.Keswisk马上表示赞同提案：“此等路实为居留地之咽喉，倘不维持良好，则西侨社会之健康，当受损害”（《费唐报告卷三，页三》）。所谓的危及健康，是因为西人视西区郊野为呼吸新鲜空气，亲近大自然的“肺部”之所在，同西方19世纪因传染病而起的郊区化运动也有一定关系。
用今天的田园城市生态观念来看，话不能说完全错，但却说错了地方，在他自己国家说就对了。为了西人社会的健康，而肆意在一个主权国家扩展“国中之国”、“市中之市”，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在一个自身无力与外强抗衡的国家，也只能逆来顺受了。
结果，租地人一致为其“健康”着想，主张接管“上海的肺部”，并通过议案：“兹授权继任董事会，以并无欠款在外者为限，接管吴淞、静安寺及周围诸路，并善为修整”。
根据这项决议，工部局便不问道路地基是否为华人私有，开始接受界外道路，这当中，便包括了静安寺周围当时还没有命名的愚园路最东边一段。
工部局扩充租界的理由始终围绕着西人的“康健”且越来越奇特。
1895年的工部局报告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见于界至以内及其邻近华人人口增加之状态，粉厂、丝厂，与正在创设之同性质工厂之数目，以及此后房屋居民二者自必然有增无已，现有界至以内可供应用之地位势非拥挤不堪，决不足与此种扩张以相当之适应，此乃显而易见者，而外国居民常与数额众多之华人贴邻相处，复足危及其康建，吾人不容或忘。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嫌中国人脏乱差，影响西人的健康。抢住到别人家的地方，却嫌别人家脏，这是殖民者的无厘头逻辑。然而，相对于具有先进市政管理的西方文明，脏乱差却又是事实，霍乱等传染性疾病在当时也确实致死很多人。
吊诡的是：当地官员缙绅对于扩充计划居然绝少或毫无反对，华人地主阶级甚至对之尤表好意。因为纳入越界筑路区域的一大好处是地价上涨，“土地经收买或割让以充建路之用，地主能获得优厚之地价。余地之价值，亦因开辟道路之结果而高涨”。同时就业机会增加，促进货物流通。按照熊月之先生的研究：“建筑道路之实际工作，给与各乡民以有酬劳之役使。道路筑成之后，交通更形便利，使农产物，得运至租界市场发售”。从市政管理而言，越界筑路两侧居民，受租界巡捕管理，缴纳相关税款，享受市政利益较多，如求医、入学、公园游览、卫生条件有所保障及其他隐性利益等。仅以愚园路附近为例，越界筑路以后，工部局在市政事业方面于今静安公园处建成静安寺外国坟山（188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