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与《今天》：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4)

在上海，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朱育琳（1928—1968）为核心的诗歌沙龙，其中陈建华（1947— ）深具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象征主义风格的诗（后结集为《红坟草》）也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写作法则之外开辟了新的疆域。另一个重要的诗歌社群是贵州诗人哑默的“野鸭沙龙”，从20世纪60年代末间断地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03.
“第三代人”
从诗学上说，以《今天》诗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对于文学史的积极意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显得更为突出。北岛发表于1986年的长诗《白日梦》摆脱了早期英雄主义倾向，更侧重对生命经验的隐喻性表达。“我注定要坐在岸边／在一张白纸上／期待着老年斑纹似的词”（《白日梦》）。这样的诗句，显示出对语言、沉默、时间等问题的冥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当时的“寻根”文学潮流相呼应，朦胧诗人杨炼和江河开始了“史诗”写作，把诗歌题材拓展到传统文明和神话故事这类题材。杨炼在九寨沟受藏传佛教启示而作的长诗《诺日朗》（1983年）和江河重写中国神话的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1985年）成为他们突破朦胧诗早期模式的代表作。
在《诺日朗》的“偈子”一节中，杨炼从貌似佛理的逻辑出发，推进了鲁迅（1881—1936）式的关于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也重写了朦胧诗中主导的辩证史观，“为期待而绝望／为绝望而期待／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期待不一定开始／绝望也未必结束”。
1982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来自四川几所大学的胡冬（1962— ）、赵野（1960— ）、万夏（1962— ）、唐亚平（1962— ）等年轻诗人相聚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围着篝火，率先提出了“第三代人”的概念。到了1985年万夏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正式开辟了“第三代诗会”的栏目，将朦胧诗之前称为第一代，朦胧诗列为第二代，而朦胧诗之后则是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诗歌流派开始风起云涌，有与“史诗”潮流相近的文化派“整体主义”〔石光华（1958— ）、宋炜（1964— ）等〕，也有激进反文化的“非非”〔周伦佑（1952— ）、杨黎（1962— ）等〕，狂欢式的“莽汉”〔李亚伟（1963— ）、万夏等〕，不乏反讽的“撒娇”〔京不特（1965—）、默默（1964— ）等〕，或崇尚日常口语的“他们”〔于坚（1954— ）、韩东（1961— ）等〕等诗群。1986年10月21日和24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了徐敬亚等发起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包罗了100多位诗人所组建的64家自立门户的“诗派”，宛如是对朦胧诗世代的集体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