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微』新书速递|她是《刘巧儿》的原型，真实经历远比剧中更勇敢(4)

在这一系列创作过程中，发源于1943年华池县小村庄的那个故事被一遍遍地讲述，并且被一遍遍地重塑。从一个年轻妇女不服县司法处的判决，想维护自己的美好婚姻，到关于如何治理乡村以及边区司法的工作方法，再到一系列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的表达、对旧婚姻制度的谴责，最后浓缩为一个代表革命理想婚姻的妇女形象。1958年“大跃进”时期，刘巧儿的形象被借用来推广人民公社。1990年代，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版本，针对的是复燃的彩礼与包办婚姻。2000年以后红色旅游兴起，这个故事和封芝琴的住所又成为一个吸引游客的旅游点，为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
这个由1943年的一桩民事案件所产生的故事不仅有助于理解194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女性身份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变化，而且对理解中国革命中司法建设与实践如何成为政权建设以及社会改造的重要保障有重大意义。首先，本书在考察陕甘宁边区婚姻改革以及对中国革命中女性的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革命政权与当地妇女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作者展示了“自主”这一词语具有的力量：它不仅是地方妇女主体意识的根源，也被边区的司法体系所接受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成为保障妇女权利的原则。其次，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本书回顾了“自主”一词的出现及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转变。通过追踪这一词语的变化过程，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地方文化的主体如何接受外来观念，并且最终发展出包含本土经验的新原则与新观念。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侵略中被消解的主体（主权与思想意识），如何通过革命实践重新创造本土概念，进而重建自己的主权的和思想的主体性？
这也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最后，在分析刘巧儿这个文化形象时，本书试图将革命政权、地方社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一梳理，勾勒出故事的演进如何促成了婚姻改革的政治运动，如何重塑了关于妇女、家庭和国家关系的观念。同时进步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参与革命活动，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摆脱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在民间的沃土上重获文思和力量。通过这种梳理，本书彰显了“刘巧儿”这一文化形象和“自主”一词作为革命实践的产物，又反过来重塑了革命的话语并进一步强化了革命的合法性。
（本文节选自《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1940～1960）》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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