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龙平平谈《觉醒年代》：从红楼到红船，党史可以平和地讲(14)

说起这个还有些奇妙的缘分，我就是杨堃的学生，我是北师大历史系78级的，杨堃教我们民族学，我本科毕业时本来想考杨堃的研究生，而杨堃建议我考吴文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又成为了吴文藻的关门弟子。周恩来的这个故事，就是杨堃先生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
对于赴法勤工俭学这批青年，陈独秀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勤工俭学生去了好几千人，很多人都上不了学，其中蔡和森和陈毅都被遣返回来了，领导人中只有聂荣臻等少数人上了学，赵世炎和邓小平都没学可上。那么这种情况下，陈独秀1923年去了莫斯科，他就对斯大林说，你如论如何要把留在法国的这批中国留学生接收过来，这才促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接纳这批法国留学生，后来陆陆续续，赵世炎、陈延年和陈乔年都去了莫斯科，再后来是邓小平。
所以，赴法勤工俭学的这批青年，一批被遣送回国、一批转道莫斯科，一批留在法国上了学，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而在法国上了学的这部分人，后来不少也都成为了大师，例如杨堃就是开创中国民族学的大师、张若名也很了不起，还有画家徐悲鸿、潘玉良，也是当年的法国留学生。
用平和的立场讲述党史
经济观察报：在您参与创作的几部电视剧里，对一些在党史中有争议、甚至是最终走向反面的青年人，也给予了客观呈现，这些人物在创作中该如何把握？
龙平平：这些人，在剧本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后来成为国民党，比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是先锋人物，是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谁能比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作用大呢，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他就是游行总指挥；罗家伦，他是起草宣言的人。这些人呢，我们要再现这段历史，就需要展现他们，不违背历史事实，但是也不刻意渲染他们。
还有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有叛党和脱党的。像张国焘、陈公博，这是两个叛党的；罗章龙，后来犯了错误；张申府、刘仁静是脱党的。张国焘、张申府和刘仁静其实是最早的党员，曾是党的领导人，这些人物，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都给予了客观呈现。
好比张国焘，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展现毛泽东那样去展现张国焘，但如果你抹掉这个人物，那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好比那时的汪精卫，我们也不能把他当做反面人物来写，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进步青年，叛党叛国那是后来的事，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考虑，他们后来的事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那么，在篇幅上、在表现的形式上，都要和其他人物有所区别。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