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麻雀问题”的全球化与灭雀运动(11)

以军事化战斗方式剿灭麻雀在各地普遍开展。
1959年下半年各地出现严重的虫害，促使高层领导人反思灭雀运动与虫害问题可能存在关联。一些生物学家提出要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向高层领导人提交了麻雀问题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对于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国内外科学家意见不完全一致，一般认为由于地点、时间不同，益处和害处也不同。如城市、林区、果园和农作区不同，不同季节也不同，在谷物收获季节危害最严重；有些科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提消灭麻雀；许多生物学家都认为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修正草案）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有的城市没有很好执行。11月29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印发杭州会议参会者。随后中国科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两次麻雀问题座谈会，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公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童第周为主任。
1960年3月，毛泽东在指示“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全国性的灭雀行动开始停止。1960年4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除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轰轰烈烈的灭雀运动到此结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打麻雀运动”
1950年代的灭雀运动不仅是一场针对麻雀的灭杀行动，也是一场“训练人民”的运动，人民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全民参与、行动一致，为此后各种活动开展提供了经验与模式参考。这种运动的发生当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因素有极大关系。但苏联在1930年代也有过集体的灭麻雀行动，就不能只是简单的归结于领导人因素了。当时的这一行动被介绍到国内时，还被视为奇谈：“这真是奇特的命令，闻所未闻的奇特命令。苏俄各乡村的官吏，最近忽从莫斯科的克拉美陵宫（笔者按：克里姆林宫）中，得到捕捉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个麻雀的紧急命令。乡村官吏，虽则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有些惊奇，但中央政府的命令，谁敢违抗，当然只好奉命唯谨，火速进行。各处举行群众大会，将中央的命令，公布于众。各乡村上的人，得到这命令后，大家也日夜热狂地捕捉麻雀，认为这是一种爱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