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麻雀问题”的全球化与灭雀运动(13)

为了解麻雀是否有经济价值，美国在1880年代还曾对鸟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做过系统调查，并于1883年成立了鸟类学家联合会（The 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AOU），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开展了三项调查研究：一个是关于北美鸟类地理分布，一个是鸟类迁徙研究，第三个即为“英国麻雀”的经济地位，而第三个研究直接导源于当时国内的麻雀争论。但开展麻雀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学会无力开展，呼吁国会拨款支持。1885年大量的调研工作被美国农业部接管，而且美国农业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鸟类经济学调查司，为鸟类与农业关系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调查人员通过对北美各地搜集的麻雀进行胃部解剖，这种“科学”实证性的调查方式为美国麻雀与农业关系走向奠定基础。1889年美国农业部即在大量调查、搜集证据基础上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以详实的数据说服对麻雀还存在非理性情感同情者。
有麻雀同情者，表示仍有许多人认可其在防治害虫上的经济价值，但1930年代这种认可就被农药杀虫取代了，即防治害虫不再依赖于麻雀鸟类，而直接用化学杀虫剂，这种趋势在1940年代后变得更普遍。当然，这也导致美国在1950、1960年代由于大规模使用杀虫剂而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此背景下产生。而中国1950年代对待麻雀时，从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偷到粮食的窃贼，与国家要求粮食增产的愿望产生矛盾。因此，中国的灭雀行为没有经历长时间的酝酿与发酵，很快就在全国号召灭杀，这在根本上与国家粮食为纲的战略目标有关。
中国的灭雀行动是在农业发展规划过程中被提出的，从农业“十七条”到“四十条”，国家一直在强调增加粮食产量。1955年11月国家提出农业发展十七条，其中第十一条就是要将南北方的粮食亩产量提升，并给了一条标准线：“在十二年内（1955~1967），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将农业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其中涉及粮食增产的内容变化不大，但更为细致。第十五条提及增产的方式中要扩大复种面积。即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按照不同的地区，把耕地的复种指数分别平均提高到下列的水平：（1）五岭以南地区，要求达到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