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麻雀问题”的全球化与灭雀运动(15)

只有当意识到麻雀这类鸟不仅仅只是偷食粮的害鸟，还具有其经济价值属性，集体灭杀会导致农业害虫剧增并影响农业产量时，才被紧急叫停。因此，根本上决定中国境内麻雀命运的不是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也不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保护思想，而是是否影响粮食增产这一根本原则。灭杀麻雀会影响产量，就停止灭杀。停止集体灭杀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仓库、粮仓保管上，麻雀胆敢进入粮仓，依旧灭杀：“不要再发动群众到社会上捕打，应积极加强粮库的防雀措施，阻止麻雀进入仓库，对进入仓库或货场的麻雀，仍必须迅速驱除或捕杀。”
另外，中国人对待麻雀的态度转变及1950年代表现出的惊人集体力量，与农业发展格局发生根本变革有极大关系。中国传统农业一直是小农个体经营为主，但到1950年代，中国开展农业集体化合作，土地集体耕种。从根本上看，小农经济是个体行为，对于麻雀的态度也是个体行为，粮食收割时的麻雀偷食行为只涉及家庭劳动力调配问题，传统时期农家中的孩童就成为驱赶麻雀的主要力量。这种小规模的驱赶行为对于麻雀种群构不成威胁，而且驱赶和扑打只是集中在农田区，森林、荒地以及城镇等缓冲区并未遭受直接影响。集体化农业后，这种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五、结语
近代以来，麻雀这种鸟类对于人类生态系统影响兼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本土物种，其种群繁殖与近代以来农业集约化发展产生矛盾；其二，作为外来物种，麻雀的繁殖在短期内又威胁到本土鸟类的生存，成为生物入侵的典型代表，其中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最为典型。近代以来人类对麻雀的态度与采取的行为方式，可以作为近代以来人类认知环境、自然及本我历程之参照。
在近代工业文明推动和人类中心观驱动下，人类对危害或有潜在危害的生物采取灭杀，这是人类发展中过分强调自我而忽视生态系统自身复杂性之体现。人类对麻雀的这种全球性灭杀行为，不应该作为彼此孤立个案研究，而应该从全人类视角、以长时段来思考。麻雀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鸟类之一，其与人类的共生关系始于人类农业起源定居之时，人雀关系在很长时间内呈现的是人类与周边自然环境协同进化。但在近几百年的人类发展过程中，麻雀与人的协同演进关系被高速推进的人类文明进程打破，并且人类也在极力抛弃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共生关系。随着人与自然越来越远离，城市化进程中适合人与麻雀共生的环境改变，城市中的麻雀也逐渐减少甚至是灭绝。而在农村广大地区，由于高效除草剂使用的增加，也意味着许多地区没有了杂草种子；使用更高效的农业机械，也减少了粮食外漏，这些都促使麻雀数量也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