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4)

附2：《胡适“我的儿子”》、《汪长禄“致胡适的信”》与《胡适“我答汪先生的信”》读后

山口圣智Masatomo Yamaguchi / (日)
对于胡适所写的《我的儿子》这首诗，汪长禄有不能同意之处，因此写了一封信《致胡适的信》给胡适。胡适看了那封信之后，认为汪长禄误解了自己的看法，所以胡适也回了一封《我答汪先生的信》给汪长禄。
那么，汪长禄看了胡适的回信之后，可以了解胡适的见解吗？汪长禄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吗？我以为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位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思考，彷佛在根本上有其不同之处，双方在表面的沟通方面，好像横亘着一种决定性的隔阂。我在这篇小论文中会针对这点加以分析，同时也想进一步综论一下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情况。
在胡适与汪长禄这两位知识分子心目中所描绘的理想中的年轻人，在态度和形象方面其实是一样的，都对自己的父母有温和的态度，同时对社会也富有责任感。而两者的差异在于其思考的方向。汪长禄的逻辑似乎是依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开展的，也就是以家族里的“孝”为基本的德目，然后把这个自己人格的作用往外延伸出去；因此对他来说，否定“孝”的概念当然是无法忍受的事，要是没有了“孝”，人不可能达到关心社会的境地。胡适却以对社会的责任感为理想年轻人的基础，他也说，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一定也有很好的态度。由此可见，两位知识分子的思考，于其方向或出发点，是恰恰相反的。这即是双方互不了解的原因之一。
除了两位知识分子思考方向的差异之外，我认为有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本身，才是双方互不了解的问题核心。“社会”这个词汇，是东亚近代化的过程中从英文"society"翻译过来的；所谓的“社会”，指的就是西方的近代社会，不是非近代的像是封建制度的共同体之类。其实，这近代的“社会（society）”，是一种极其绝妙的系统：对“社会（society）”而言，“独立的个人”与“全体的社会”两者似乎是对立的元素，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着的。这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人类，也就是需要勇于从自我、家庭、家族、社区或旧世界那狭窄道德价值观的范畴往这新的“社会”投入的人，向这新的“社会”的方向勇敢地开放自我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新的“社会”需要这种有勇气的人，也就是胡适所谓的“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