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查洛夫斯基专访：悲剧的量子飞跃(3)

选择黑白的画面，是不是也能跟片中的惨烈场景保持一定距离？
坦白说，现在的我拥有拍摄的绝对自由。当然，我必须得有一个有钱的合伙人，就像米开朗基罗有他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但是，这不是一个与制片人的商业交换。不是说制片人给了钱，就要获得相应的回报。在今天，艺术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资助的。但我之所以创作，不是为了让有钱人买回去、挂到家中墙上，作为某种投资。洛伦佐·德·美第奇付了钱，但他并不转卖自己购买的作品。我和我的制片人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cher Ousmanov）正在朝这个方向上努力。

《罪恶》（2019年）海报
该片是我继《罪恶》和《战争天堂》后第三次和乌斯马诺夫合作。他是相当有勇气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要求我回报他的投资。我向他解释说他的钱有可能回不来，他完全接受。有许多别的制片人来找我，但一听说他们一分钱都收不回去，扭头就走。
你在重现60年代时遇到哪些困难？你在哪里拍摄？

《罪恶》剧照
在拍《罪恶》时，为了重现佛罗伦萨，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搭了景。本片也是如此。每次拍摄时，只有部分拍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幸运的是，我从来不拍300度全景，只在一个方向上取景。这给布景师省了不少功夫。我的经验很足，我可以拍得少，同时保证镜头始终充满力量感。熟能生巧嘛。
你是如何创作剧本的？你在哪里找到这些历史文献的？
写剧本不是艺术，它与场面调度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研究文艺复兴、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还是《奥德赛》，我都会深入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花上十年也可以。本片的想法是在我读到一本某事件（此处缩略，请点击阅读原文）目击者的回忆录时产生的，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还在世。然后，我转身去拍了其他电影……
第二次冲动是我在剧院指导我的妻子尤利娅·维索茨卡娅（Ioulia Vissotskaïa）时产生的。她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扮演安提戈涅（Antigone）。尤利娅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我喜欢她表演中的狂野能量。创作悲剧比创作正剧更难，因为正剧拥有逻辑，悲剧则基于一种非理性的力量。顺便提一句，我的第一部电影《第一位老师》，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悲剧来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