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10)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同样认为理性高于历史、甚至独立于历史之外，而不是根植于其中；通晓历史与否并不重要，一个人的修养就是自由思考。阿伦特指出，门德尔松只是部分接受了莱辛的历史观，而且他的一切思想都以忠于犹太教为前提；在当时主流知识氛围下，门德尔松自然无须去揭示那个所有犹太人都无法面临的窘况——脚下无根。然而，正是缺乏传统教育、缺乏对犹太民族的认识，使得像拉结这样追求自我实现的犹太人在后启蒙时代根本无立足之地。
在以门德尔松的学生大卫·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änder, 1750-1834)为代表的第二代同化者身上，阿伦特看到了一条激进道路，批评其为达到同化而不惜亵渎自己的宗教——在门德尔松那里，自由意味着教养自由以及反思自身宗教的自由，一切依然紧扣住祖辈的宗教；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向犹太人推广德国文化，用德语写作，但是整个家族始终都是正统犹太教徒，本人及子女无一人改宗；而弗里德兰德只把反思当做改变犹太人“政治条件”的一种手段，并且公开倡导接受天主教洗礼。淡化历史、改宗、提高修养、建立新的身份标签，这正是拉结走的线路。阿伦特在《拉结·范哈根》的前言中写道：拉结本人曾明确讲到过浪漫元素，曾自比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并且认为“我命中注定(是个艺术家)”；把生活过得像艺术品一样、以为可以通过“教育(Bildung)”把自己原本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是拉结与同代人皆犯的大错，抑或是对自我的误解。
这个错误或者误解的产生，既非个案，亦非偶然。拉结的大半生还与另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词紧密相关，那就是浪漫。对浪漫思维以及生活方式的观察与反思，令阿伦特这部传记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时代批判意义。《拉结·范哈根》的副标题即为“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作者开篇即提出，正是出于对浪漫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追逐，拉结长期纠缠在无望的身份抗争之中;尽管从二十岁起便困扰于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她长期陶醉于冥想与沉思，乃至她同贵族之间屡次失败的恋爱，也与浪漫思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第一章里，阿伦特对浪漫派推崇的冥想与反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认为，不断反思使人释放情绪来逃避现实;在沉思中，隐私的和公开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令拉结觉醒的，是婚前最后一次跨等级的“友谊”。叛逆的贵族子弟马尔维茨教会了她目空一切，这令她激动不已，但是他对世界的蔑视根本不同于她充满绝望的局外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