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9)

摩西·门德尔松无论是拉结生活的启蒙时代晚期，还是193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都令阿伦特更加相信，所谓德犹同化只是一个虚假繁荣，启蒙以降的德国社会从未准备好接受犹太人。犹太人阿伦特在纳粹上台前的德国学到了范哈根在19世纪德犹同化期所学的东西——一个人走不出他的犹太身份。她自幼生活在德国文化之中，受过很好的德式教育；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大都来自在当时看来同化了的犹太世家，并且都已习惯犹太人这个特殊的身份标签。但是在激荡的社会现实中，阿伦特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反犹的新型仇犹形态，她怀疑犹太人是否真正实现过同德国社会的融合，进而思考犹太身份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给老师雅思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身上德国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因为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进一步模糊真正的处境问题。
”尽管曾短暂地为犹太复国主义振臂高呼，但阿伦特并没有加入任何团体，而是如拉结一样，成了一个“有意识的贱民”、一个社会边缘人。她选择不被德国文化所同化，也不做激进的复国主义者，同时对融合与复国两种思想倾向都保持高度关注;德国与犹太，于她从来就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4
对启蒙与浪漫主义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对犹太身份以及德犹关系认识的深化，阿伦特开始重新思考启蒙与浪漫对犹太同化的影响。她不再沉迷康德、歌德的启蒙思想，而是越发肯定一个事实：犹太人在德国文化中格格不入。在一篇完成于1933年的文章(《启蒙与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犹太人问题肇始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纲领及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为犹太人的行为以及同化作出了定义。
阿伦特认为，莱辛对理性与宽容的提倡为后来德犹关系短暂的融合期拉开序幕。她十分看重莱辛在理性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所做的区分，但同时也看到，莱辛对理性的崇尚以贬低历史价值为代价。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莱辛的历史观中，历史要依附于理性而获得价值;因为历史无权向理性证明任何事，历史事实是偶然的，而理性事实是必然的；历史实践只能通过事后的理性阐释而正名，理性决定此前的历史实践是否符合理性；被理性启示过的历史，其作用如同人文教育者。阿伦特发现，历史作为教育者，与理性是互相抵牾的；理性只能确认历史中那个“所是”，而不表明“怎样是”；即是说，理性只说结果，而无视变化的过程。另外，她认为莱辛的理论中还有一点对犹太人不利：将宗教与经典分离。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圣经的权威性以及上帝作为尘世权威本来具有的可见性与可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