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7)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拉结·范哈根直到临终前都在强调自己是犹太人。阿伦特塑造的拉结，是一个纠缠在各种关系当中的人，尽管这个人想就自己的犹太身份与外界进行和解，但却始终没有获得成功。通过从最初因为难以理解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意义而进行的孤独探索，到最后对自我意识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爱恨交加的接受，作者追踪到这种转变的形成过程，并结合其他犹太“贱民”(Pariah)的人生历程进行解读。(除了拉结之外，被阿伦特称作 “贱民”的人还有海涅、普鲁斯特、卡夫卡、卓别林、本雅明等—作者注)她一面不无敬意地向人展示拉结为摆脱犹太身份标签所做的斗争，另一面又不得不以“永远走不出犹太身份”这一饱含悲剧意味的章节标题为这个身份抗争故事做最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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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身份的重新认识
在阿伦特的个人词典中，真正的人是贱民。把这个源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词运用到犹太民族身上，始于法国犹太人伯纳德·拉扎尔(1865-1903)。1880年代，法国相继发生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事件，民族沙文主义运动和反犹主义思想一度掀起高潮。拉扎尔将现代反犹主义与基督教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反犹太教相区别，明确拒绝被同化，并且与赫茨尔的官方犹太复国主义划清界限。阿伦特支持拉扎尔的贱民说，把涉及同化问题的犹太人分为贱民与新贵/暴发户 (Parvenu)两种，贱民之中又分为革命者与游手好闲者两类。阿伦特的朋友们 ——无论是跨时空的精神伙伴，还是现实中的至交——都不是无意识的贱民，而是有革命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贱民”。她对有意识的贱民所作的定义是，由于与众不同而成为边缘人并且为社会所歧视的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贱民”就是未被社会同化的人。
有意识的贱民隐秘承载着被迫害者的骄傲与传统的滋养，他们要通过社会“目光”的注视，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自己的差异性。要进入社会又要保持差异，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矛盾诉求的缩影。
沙龙是一个社交空间，为怀有不同兴趣禀赋的人提供了沟通之所；而那些不同凡响的个体，尤其是天赋很高的犹太女性，作为沙龙的主人可以创造一个可见的自我表达空间。柏林的文化沙龙基本以家庭为活动场所，尽管运作方式效仿巴黎的沙龙，但它们在当时的名称却并不叫“沙龙”，而是以“开放之家”、“茶社”、“茶桌会”等模糊概念回避具体定义。各位沙龙女主人不会不知道，这个词本指贵族宴会。名称上的差异反映出她们“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表明她们“想要塑造的是一种有别于贵族又不同于市民的认同”，也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她们在贵族情结与均等思想之间的纠结。沙龙令她们从传统贱民家庭中自我解放出来，协助她们在一个启蒙的时代缔造高水平的文化，在不同阶层、宗教团体、两性之间建立起纽带。沙龙就如同一个小社会，用四面墙为成员彼此间营造出新型的社交与私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