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8)

对犹太沙龙文化的思考延伸了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在探索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时候，阿伦特发现了城邦空间思想的两个特性，即可见性与透明性。沙龙颇有城邦制的影子，尤其是二者都建立在平等思想基础之上。然而，18世纪的沙龙虽有可见性，却并不是透明的自我揭示，甚至不乏护短与矫饰。这与文化沙龙的自我定位不可分割。在沙龙里，私人间的交往多于完全公开的交流，前来聚会的宾客被叫做“家庭之友”。阿伦特认为，对家庭与社交领域的融合，进一步模糊了感性与理性的界限。古希腊城邦制非常重视城邦公民之间的友谊，沙龙当然也是一个塑造友谊的空间;然而，这里的友谊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友谊，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倒不如说是纯私人性质的，尽管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
对于阿伦特而言，讲述拉结·范哈根的故事意味着进入一个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过程，意味着重新定义德国犹太人。她并不否认犹太女性沙龙对于改善德犹关系所做的贡献，但却对所谓的德犹同化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阿伦特在《原始同化——拉结·范哈根去世百年祭后记》(1933)一文中指出，同化首先是一个事实，后来在自卫斗争的语境下，才变成一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同化更多地停留在思想层面，甚至堪称犹太人的一厢情愿。她在具有启蒙思想的犹太思想家门德尔松身上看到，尽管个别犹太知识分子得到德国主流文化的认可，但此类案例并没有普及开来。
阿伦特认为，门德尔松幻想去启蒙犹太整体，但涉及到同化问题，却只能因人而异；要把犹太人作为整体同化，仅仅是个空中楼阁。退一步，即便是个人层面的同化，也只能说是愿望美过现实。门德尔松在世时尚且被叫做“受保护的犹太人”，更何况是想要摆脱身份标签的普通犹太女子！而拉结身上的两种同化倾向——天主教教义与启蒙思想宣扬的普遍主义——往往将她置于比犹太男性知识分子更深的矛盾与困惑之中：作为国家公民，怎样才能不背叛犹太教义？作为犹太女性，怎样在不丧失自我的同时又不丧失亲友?她当然不会像门德尔松那样用犹太教即“永恒真理”来解决自己的历史、宗教背景同启蒙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她始终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最后不得不接受天生局外人—— 犹太“贱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