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我曾受周总理耳提面命(4)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全面展开。首先，调查组通过和地方相关机构、军界领导和主要群众组织负责人的“高层会晤”，在第一时间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而后，全体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开展工作。从这一天直到9月末，我们在南京连续工作了四十余天。我曾经走进许世友司令员的家中，他的家在我们抵达的那天受到当地造反派的查抄；为确保无虞，他已搬入更加安全可靠的住地。我曾经多次到南京长江大桥所在区域，走进企业，走进工地，亲见许多基层职工克服困难，忘我工作。我也曾有幸领略日日新的大桥英姿，继8月16日正桥钢梁初始合拢后，8月21日实现完全合拢。我还曾遭遇“险境”，在走访一个群众组织时，被视为“骗子”，撂倒在地，踏上一只脚，一支手枪的阴森枪口对着我的胸膛；那时的我，竟毫无惧色，大喝道：不要胡来，我从北京来，是周总理派来的......。
我们一路走访，一路宣传，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做了许多实录、笔记。但回京后要求全部上缴，且不准将调查组的活动与接触的人与事，包括被调查、被访谈人的政治态度与表现，向外泄露。故而，往事只能留在记忆里，多了几分神秘，以致于我的多数同学、友人并不知晓，我竟然有这样一段“传奇”般经历。
经过综合施治，上下各方共同努力，预定的几项目标基本达成。许世友司令员平安无恙，原定要在9月2日召开的十万人声讨大会流产；在经历多次反复后，9月4日，两派群众组织签署《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倒许（世友）”风潮和派系武斗得以休止，社会安全开始回归。总统府未受破坏，南京主要名胜古迹得以保全。大桥工程进展正常，一年后铁路桥通车，又过一年，公路桥启用......。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只是解决复杂的南京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派出“中央调查组”这一举措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效应，“中央调查组”自身的特殊位势和务实工作，对于解决南京问题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到的锻炼，学到的东西，更是终生受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深知，在那样复杂危难的形势下，没有总理的亲自部署与推动，南京问题断然不会得到解决。国庆节前，我们班师回京，中央办公厅和总理办公室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给了我们每个成员一个大大的奖励：一人一张天安门国庆活动的观礼券（两天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8周年纪念日）。也许，这是周总理给我们的褒奖，我从心底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