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我曾受周总理耳提面命(5)

当时，我弟弟聚鸠自河南老家来看我，我的同学们接待了他，已等我数日，正要返乡。我想让他分享我的喜悦，也补偿我的歉疚，便把我的观礼券送与他。18岁的弟弟代我领受了这份殊荣，登上了天安门西侧的观礼台，在那里度过了直至晚间活动结束的难忘一天。关于此事，至今他的胸臆间，还是满满的、幸福的回忆。他说，谢谢我这个哥哥，还对我道来，和他在同一观礼台、同一区的恰好有河南军区的一些领导，如司令员何XX，至今他仍记忆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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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微文，只是一篇情感抒怀，透过半个多世纪前那桩史实的回忆，以个人独有的方式缅怀总理，并非对文革历史的详说细评。但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懂得当时总理的处境，进而理解他的不凡丰功，我又不得不以最小的篇幅向大家叙一叙那段往事。

以1966年《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等的发表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年8月后，各地群众的造反风暴兴起，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967年的春与夏，政治风云诡异。一批高级干部挺身而出，发出反对文革的声音，被斥为“二月逆流”，陈毅、谭震林等遭受批斗。而社会上，刀枪相见的武斗迅速升级，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开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
继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和武汉“7·20事件”（所谓陈再道兵变）后，南京成为又一个“火药桶”。8月的南京酷暑难耐，但政治气候更为炽热。两派画地为牢，箭在弦上，冲突稍纵即发。在“揪军内一小撮”号召的蛊惑下，“倒许”运动已呈失控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8月11日，总理在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指出：到处抓陈再道，就像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是不对的。8月12日，总理在北京又紧急召见南京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刹住打、砸、抢、抓、抄的歪风，否则要走向反面。
但是，南京的群众组织不听招呼，仍在三天后，即中央调查组赴南京那天的8月15日举行了群众集会，喊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并于同日抄了许世友的家，还准备召开更大规模的“倒许”大会。
中央调查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由总理面授机宜，急速飞赴南京的。而就在调查组赴南京后的工作进程中，中央正式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其中包括总理的巨大贡献。这为解决南京问题、以致全国性的此类问题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