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2)

曾几何时，他们形影不离——自1919年11月21日移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常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足见情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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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棵血脉相连、同根而生的大树在1923年7月份的某一天突然划地而治，永不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向度各自寂寞地展开，结出了两颗迥然有别的文化果实，形成了两颗“同宗而异形的文化灵魂”（李劼语）。

北京赵登禹路8号，北京第三十五中学高中部内保留的“周氏兄弟旧居”
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由于鲁迅、周作人之于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它超越了周氏家族的个人恩怨纠葛，而成为现代文学自身的一次痛苦的变故。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两兄弟失和之前，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兄弟二人经济合并，共同奉养全家。按理说这个有着天伦之乐的诗书之家将以常态的方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命运为周氏家庭安排了一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八道湾的实际当家人，羽太信子是一个极度挥霍的女人，家里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要请日本医生，日用品也要买日货，这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重。据增田涉说，鲁迅给周作人孩子买的糖果，羽太信子都让孩子抛弃。鲁迅也对三弟周建人说过，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孩子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兄弟失和的前奏，由于它使八道湾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故“此可记也”。
在周府，分灶吃饭是大事，相当于分家。查周作人日记，却无一字记录此事，但此后的记录若有若无地透露了一点“消息”。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第424页）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算是把话说开了，全文是：
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