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4)

不仅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注意到，兄弟失和事件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周作人说：“我昨日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可见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并且连给对方解释、质问的机会都没有。情绪积攒十个月后，便鬼使神差到了相骂以至殴打的境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周氏兄弟都不说话。鲁迅本人生前没有就此发表一个字。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于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俞芳语）
无论如何，客观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幡式人物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从同一个血脉原点出发的两条线，再也没能回到相同的终点。
兄弟失和后，鲁迅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从此之后，那些曾表达着鲁迅生命话语的小说创作，被表达着鲁迅意志话语的杂文所取代，一个感性的鲁迅让位于另一个客观的鲁迅。从1923至1927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失和一事的苦痛和愤怒。这可以从有关材料上看出来：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