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郑宜秀(3)

他们诬指文学院办的《兼明》杂志是“反重庆刊物，向伪政府靠拢”，以此败坏其名声。同时，他们还打入教师队伍内部进行策反瓦解，使之内部分化，因此，文学院有三位“名教授”去南京当了文化汉奸。在上海局势日益恶化、学院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汤国梨先生被迫宣布文学院停办，王先生就此离开上海，同师兄诸祖耿、郑伟业等，经香港、海防、河内，辗转到了云南，1940年抵达昆明。当时任云贵监察使、负责西南一线防务的李根源是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他知道王仲荦先生抵达昆明后，便委任他为秘书，专修云南地方志。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李根源邀王仲荦先生同赴保山、龙塘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时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回昆明，王仲荤先生不以为然，认为敌我兵力对比，敌寡我众，不能退兵，只能抗击。李根源接受此议，决定在怒江上阻击日军，一举成功。
为此，李根源曾赠诗王先生表示谢意。亲笔书云《赠余姚元崇》：
壬午（1942年）六月三，决死在保山。
感君能负重，载得我生还。
1942年夏，王仲荦先生接受重庆中央大学聘书，即离昆明赴重庆，驻沙坪坝。沙坪坝是当年后方文化区，那里聚集了许多抗日志士和文化名人；尤其是在中央大学，更是学者云集，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流亡学生也汇集在此。王先生以为在此任教抒爱国情怀，很是乐意。报到后，学校分配他去重庆磁器口山区柏溪山村中央大学分校师范学院教国文，他欣然前往。在那里他结交了一批文士和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对他的爱国情怀的陶冶起了重要作用。王先生对这段生活十分怀念。那里环境安定，又藏书甚多，每周除九节课外，大半时间可用来整理旧稿和翻阅图书。他说：“我记得从《册府元龟》到《八琼室金石补正》都是在柏溪翻阅的。”说明他此时读书甚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王先生平易近人，教课又好，学生亲昵地称他为“贝贝教授”。当时处在内战前夕，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王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经常接济学生，因此中央大学当局甚为不满，在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时，王仲荦教授也在解聘之列。王先生离开南京后，立即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但由于他向往青岛，不久即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了。
王仲荦先生来到青岛的第一个春天，1948年春便晋升为教授。当时他只有35岁。
1949年王先生调任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0年，学校派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学习，有缘和严仲平教授朝夕相处。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过去和将来都有很深刻的见解，交谈当中，给王先生以极大启发和帮助。从此，王先生也关心起经济问题，热情地投入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有关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不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而且从历史角度去鼓励人民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从此之后，他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倍加重视，并努力深研，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优秀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