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郑宜秀(5)

1971年，点校工作重新开始，王先生又回到北京。王先生分工主持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史》五部书的点校，北朝部分由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负责，故又有“南王北唐”之说。后来人事变动，王先生只点校了《宋书》《南齐书》和《南史》三部，《梁书》《陈书》两部只做了定稿工作。这个工作历时五年，到197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年全部完成。动乱的十年，王先生有效地抓紧时间，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敦煌学研究》《历代物价考订》以及《新疆緤布》《历史地理学》《谱学》等文章都在这一时间写成。
动乱结束，“四人帮”被打倒。面对这科学文化的春天，王先生虽因心肌梗塞病卧在床，但精神却十分振奋，一连写了几十首诗词畅抒情怀。工作上，除教学和研究之外，还先后出任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山东历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和教育部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员、山东大学第一届博士点博士导师等行政、业务及社会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为系里已故先生出版遗著、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平反以及加强文科基础课教学等等。
在这一时期，他的几部巨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也先后整理或改写出版。除此之外，王先生于1984年又完成了《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的编写。该书考释精辟，集结了他70年代以来的地理学、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接着又开启了27年前拟定的《中国物价史》的撰写工作。该书后来定名为《金泥玉屑丛考》，其资料是50年代末收集的。
1984年，他欣然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他在日本期间，先后应山口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和东洋研究所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做了《魏晋南北朝封建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玄学与佛教》《唐宋文学》《回忆章太炎》等学术报告，以其精湛的学识、朴实谦逊的学者风范，惠听者以难忘的印象，博得极高评价。其翻译加藤洋子著文，题为《王仲荦东京讲学杂论》，刊于香港《明报》1984年10月号，对王先生这次讲学的内容、观点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就是其中一例。
1985年夏，德国波恩大学出版《中国》一书，邀请王先生写《中国历史》一文。他从上古写到当代，把中国数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优良传统等，用确凿的史料、正确的观点作了概括的论述。这篇概论性的文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