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郑宜秀(4)

王仲荦先生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魏晋封建论说和在资本主义萌芽方面富有创见性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1956年《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篇幅介绍他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苏联科学院也转载他的论文观点。
这一时期，王先生生活宁静而有节奏，家庭和睦而温暖。这是他学术上走上成熟、达到高峰、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此时，他除了发表了一系列有创建性的高水平的论文之外，还完成了几部宏篇巨著。如：《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虽至80年代才出版，但其初稿是在这时完成的。

正当王先生学术的黄金时代，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打乱了学校教学和研究的正常秩序，这对王先生的科研工作不能不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他那些誉满中外的论著和讲义，一夜之间便被定了性——“反动”。面对冷酷的现实，王先生没有表态，到底怎么想的，以后也未说过。但从他1980年尚钺先生逝世后写的《挽尚钺》诗中也可见其一二，挽诗云：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论定，且继前人要著书。
前一句的意思是，他和尚钺提出的魏晋封建论结束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蒙昧状态，开启了新的局面；第二句是对尚钺的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观点遭到批判的不平。在这两个问题上，王先生和尚钺观点一致，肯定尚钺先生的观点，为尚钺鸣不平，表明他一直坚持己见。
1962年，国务院决定整理古籍，校注《二十四史》，委托中华书局承办。王先生被中华书局借调去点校《二十四史》，自此常住北京，公余之暇，便整理旧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点校工作被迫停止了五年。在这五年动乱中，王先生回到山大，因长期在外，学生不熟，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他虽也曾被勒令劳动，打扫过厕所，遭到过批判、恫吓和抄家之苦，但他都能沉着镇静地对待，用努力工作来排解烦恼。他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告诉他一条生活经验，并形成了个人的独到特点：每处逆境，遇到不称心的时候，就“沉下心来”，尽一切可能搞著述。于是他的《北周地理志》整理出来，定稿了。这五年，他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