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丨全新视角解读水浒故事——《水浒十讲》(4)

八十年代最初那几年，除了细读文本，搜集和阅读水浒研究的各种资料也成了有趣的消遣，由是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断断续续，用时三年之久写成《〈水浒传〉主题思维方法辨略》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当时，学术界对“起义说”已有质疑的意见，有人相应提出另一种主题归纳，即“市民说”，以为《水浒传》旨在表达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市民之心声。这种替代方案同样不能令人信服。我在文章里分析“起义说”之虚妄，也批评了“市民说” 的牵强之论。由农民换作市民，依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反映论”套路。对于《水浒传》的文本诠释，一些从事古典小说研究的专业学者习惯采用一种简单实用的关联性思路，也就是“古为今用”。
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既非“讲史”，究其根本亦非“写实”，而是藉江湖叙事演绎儒家政治伦理之弊，在纲纪崩坏的背景中，赋以浪漫化之悲剧想象，推演一种不成功的王道复兴之路。在那篇文章里，我着重阐述了宋江和梁山众人的二难境地：造反既是作为忠诚于王权的表述，其本身又难以摆脱叛逆罪名。结果造反与忠君形成互为因果的悖谬命题，宋江们（主要是庄院主和军官衙吏）的挣扎与进取是一个悲剧主题的发展过程，小说藉此揭示了儒教伦理意识和政治生活中无可疗救的矛盾。
梁山泊的招安是《水浒传》引起争议的另一个大问题，我在关于造反与忠君的辨述中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文章里对这一路径转变未作具体讨论，可见当时尚未有更完整清晰的认识。
关于招安，可以引出许多话题。譬如，如果真将《水浒传》做成一部纯粹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江湖史诗，在文网严密的明清两代，它是否还能被大量翻刻和传播？招安的变调遮蔽了某些颠覆性话语，这似乎是出于规避禁忌的叙事策略。时隔多年之后，我写了《重读〈水浒传〉札记》一文，其中提到这个问题。然而，问题不仅于此，宋江的政治抱负只能在体制内去实现，招安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年以后重读《水浒传》，我逐渐认识到，书中重建伦理秩序的救赎之义至关重要。梁山泊的公平与正义诉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标，亦是试图将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进而融入和改造王权体制。所以，我后来提出“小水浒”与“大水浒”的命题（《“小水浒”与“大水浒”》），即由此揭出小说家整合之前水浒叙事的妙旨，以及缘自太史公那种以江湖融合庙堂的叙史立场。
按照“替天行道”的主题发展逻辑，必然会有一个“去邪归正”而重建礼治之道的转折，这就是以招安为标志的融入体制的过程。我在《从山林到廊庙》那篇文章里着重指出：小说家设置这样一套匡正纲纪的解决方案，尽管在当日儒学危机的语境中也算是相当出格，但至少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小说将儒家先圣建构的“大同”理想作了具体化描述，亦显示了非凡的乌托邦想象。当然，这种更大的诉求只是小说家的理想化设计，而终竟埋下悲剧的根子。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要取林冲性命时，有鲁智深的禅杖飞将而来，可是最后太尉要宋江去死，却再也没有翻盘的力量了，他只能引颈受戮。这个结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气氛，亦发人深省。《水浒传》是将高俅一班佞臣作为国家机器的化身，并将赵宋王朝礼崩乐坏的根子归咎于此，但反过来说，正是这种纲纪废弛的局面使得梁山泊的礼治之道带来救赎的希望，其中不乏“礼失求诸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