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的十年：从《监狱》到《野草莓》(5)

《生命的门槛》如何自足于人类的境地，如何让生活更能被忍受，从优美的《生命的门槛》（Brink of Life, 1958）里所对抗的悲怆出生，到《第七封印》里所斗争的步步逼近的绝望死亡，西西弗式的徒劳寻找贯穿于伯格曼的一部又一部作品，引用潘达尔的话来说，目的是为了“使所有产生可能的田野枯竭，没有丝毫对永生的憧憬”。而某个安东尼奥尼，怀着更甚的悲观主义，也的确不太敢闯，在邻近的蹩脚的人道主义道路上创作着，一直在寻觅一种宁静，只是这宁静却已被伯格曼以激烈抗争所征服。

《野草莓》《野草莓》正好可以作为这条人生道路的探索的最后终结。即使将来还有其它四、五十部作品等着贝朗热来编号（而伯格曼在数量上既不会令他失望，也不会令我们失望） ，《野草莓》依旧会成为一封难以辩驳的人生遗嘱。
首先，那个在任何一部伯格曼的电影中都会被执意解读的问题在这部电影中出现了吗？可是《野草莓》，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近似于一个对焦，一个排序，一个伟大出发之前的行装整理。伯格曼电影里的主角第一次不与他年龄相仿，更不是接近《夏日插曲》中的亨里克或者《夏夜的微笑》里艾格曼律师的儿子那样的年轻人。英格玛·伯格曼式的男性，不论他们是否戴着贝雷帽，都很容易，简直太容易被认出来了。伊萨克·伯雷（《野草莓》主角）有78岁，正是他的扮演者维克多·斯约史特洛姆（Victor Sjostrom）的年龄，我本人也很想要一位老人的年龄，但也仅是年龄（而不是衰老），就像人们常说的“高龄”。
对于《野草莓》的作者来说，这部作品不再是回溯过去的问题，甚至“当代”的评价他也不在乎。它意味着超前，甚至预知。因为伊萨克·伯雷代表的尤其是导演他自己，这不是说任何人物都自主成为作者的映射那种简单的程度，而是伯格曼刻意为之。我不记得具体出处，但的确就像我的朋友F.Hoda发现的，伊萨克·伯雷（Isaac Borg）=I.B.=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只是他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出这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