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城，为何成为战时首都？(7)

就连政府官员办公条件也极其简陋。外交官沈剑虹曾经在战时重庆任职，据他回忆，他所在的国际宣传处撤到重庆后，处境艰辛，风餐露宿。
“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

▲重庆解放碑，指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周边是重庆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图源/摄图网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不忘强取豪夺，压榨民生。
时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对此表示愤愤不平：
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
国难当头，更多的却是英勇献身的逆行者，全国各界人士为支援抗战，协助迁都倾尽全力。
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所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其中，出生于重庆合川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1937年，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距离武汉不过300公里的宜昌，陆续涌入西撤的人员与物资。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前有三峡阻隔，后有日军侵犯，可谓命悬一线。
达官、显贵、贫民、伤员，来自五湖四海的3万多人聚集在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熙熙攘攘，愁容满面。
卢作孚当机立断，召开会议，提出在40天内，转移滞留于宜昌的3万多难民和近十万吨物资。
宜昌至重庆，逆流而行至少需要四天时间，且宜昌以西的三峡航道狭窄，大船无法通行。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排除万难，夜晚装卸，白天航行，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为此，卢作孚临时雇佣3000多人，无数民众自愿奔赴国难。他又征用民间木船850余艘，运载轻型物资。卢作孚每天都要到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夜里还要检查装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