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城，为何成为战时首都？(8)

卢作孚之子曾回忆道：“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宜昌三峡 图源/摄图网。
到1938年12月，长江枯水期到来，喧闹的宜昌逐渐归于沉寂，卢作孚登上最后一艘从宜昌西撤的轮船，缓缓驶向重庆。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赞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卢作孚自己则表示，这次“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向大后方运送100万吨货物，还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为了尽可能地抢运难民，卢作孚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的铺位全部改为坐票，由此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然而，重庆的地理优势并未阻止日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盘旋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和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是当时重庆居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据潘洵、彭兴华两位教授的统计，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万人和3.78万人，总数应为6.14万人，还有房屋17608栋被毁。
其中，最悲惨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日机一改往日于白天进行轰炸的习惯，在当晚9点对重庆开始长达5个小时的空袭。
警报声中，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较场口的防空隧道。由于日寇轰炸不止，防空局为了安全起见，锁上了隧道的各个出口，而隧道内通风、照明情况极差，慌乱的市民拼命向出口挤去，导致相互踩踏，最终酿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惨剧。
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数据，一夜间，隧道惨案死亡近千人，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仅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然而聚集于此的人民却没有屈服，仍然为救亡图存摇旗呐喊，在炮火声中挺直腰杆，将重庆打造成抗日的精神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