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

引子
与殖民帝国不同,美国通过国际制度将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形成由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国内,各有关政治团体就如何达成上述目标,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战略,但找到共同的“敌人”是它们合作的必要条件。冷战后,美国声称自己代表了普遍性,自由国际秩序在地理范围上空前扩大。然而,美国学者认为缺少一个“敌人”使得美国国际秩序构想的缺陷充分暴露了出来,国际上战略透支,国内“路线竞争”愈演愈烈。随着中美实力对比不断接近,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被建构成美国不同路线之间协调分歧的共同“敌人”。奥巴马政府(尤其是2011年之后)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看似截然不同,但都蕴含了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通过制度战略的实施,减少“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国色彩。与冷战结束时美国追求普世秩序不同,民主党与共和党未来的对华政策将进一步靠拢,双方都在努力重组一个同质化程度更高的“自由国际秩序”。
在美国国内不同路线之间打入“楔子”,让它们之间保持分歧,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将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二战后国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制度网络越来越密集。在国际关系日益规则化的进程中,美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传统霸权强调通过权力优势维护自身地位和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不同,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这是“美利坚治下和平”的核心特征之一。可以说,制度战略是美国缔造“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所在。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会如何调整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面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战略措施予以应对?本文认为,美国的制度战略是思考这些宏大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解释和预测美国制度行为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制度竞争理论和制度退出理论。
第一,制度竞争理论。
信奉该理论的很多学者都相信,二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巍等学者主张的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认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国际制度竞争已经成为国家之间较量的主要形态。例如,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已经在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开始了激烈的制度角力与较量。
这一理论在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政府时期表现出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上台之后推行的政策似乎削弱了该理论的魅力。在特朗普治下,国际体系千年不变的规律似乎正在重新占据支配地位,安全再次成为稀缺产品,大国对抗和“新冷战”的出现似乎不再不可能。中国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吁,以及建立新制度的努力,在美国看来不仅是制度竞争,更是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较量,甚至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