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2)

制度竞争理论的倡导者自己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已走到了该理论的反面。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断向传统地缘政治回归。面对中国在国际制度上的不断进取,特朗普及其团队没能做出有效应对,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制度优势。李巍也承认现实制度主义确实在特朗普时代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认为该理论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判断有些乐观,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残酷性。
第二,制度退出理论。
汪海宝和贺凯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视角切入,认为美国从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因而开始实施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相比之下,中国从现有国际机制中获取的“制度红利”不断增加,因而选择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因此,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新形式。
尽管制度退出理论可以解释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频繁出现的“退群”行为,但是这一解释框架并不完美,至少存在如下弊端:其一,特朗普政府退出一些国际制度,然而同时也在尝试规划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是对原有国际制度的重新调整。辛翠玲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其实是在为美国主导的制度网络注入新的“灵魂”,其“最终目的在于打破既有的国际秩序,将之调整为由美国确认,并符合‘自由、公平、互惠’的经贸规则。”
其二,制度退出理论基本上是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讨论问题,其造成的结果是,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讨论被局限在了这两个国家具体的策略选择上,而且倾向于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政策进行纯粹负面(即“自我拆台”)的解读。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美国维持国际制度网络的意愿和能力正在不断减退;自由国际秩序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塌。
但事实上,美国登上权势顶峰之后,制度退出与制度创设行为总是相伴存在的。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时期美国退出国际法院的行为,等等,只是在短期内呈现出了负面的效果,而从中长时间段来看,美国有些制度退出行为事实上巩固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退出行为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制度在维护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也不意味着中国会自然而然地取代美国的角色。
制度竞争和退出理论似乎都只是截取了美国外交行为中的一个时间段,分别关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走势。这些成果的优点是研究对象比较聚焦,能够对某一时期美国具有明显特征的外交行为进行重点研究,可以深入剖析其中的原因、机制和影响,但缺点是对不同时期美国国际制度行为的变化逻辑关注不够。例如,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美国的政策为什么会在制度竞争和制度退出之间来回变动?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将美国的制度战略放到其更加宏观的国际秩序构想中加以考虑,因为美国制度战略的选择始终都是服务于拓展和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