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4)

那么,国际制度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何而来?从逻辑上讲,它们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各个民族国家在交流互动中演化出新的全球性制度要素;二是某个大国将自己偏好的制度要素向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推广。前一种是全球性的基本制度,包括主权、领土、民族主义、国家等,是(英国学派所讲的)国际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前提;后一种是相互竞争的次级制度,比如英国缔造的帝国制度、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等等。
美国的问题在于它始终坚持自己的次级制度是普遍主义的这一主张。在美国看来,其他国家需要全方位对美国保持“门户开放”态势,这样的话,美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权力网络就能够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内部,从而培养出亲美的权力集团、社会精英和社会基础,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行为。其结果是,这些遭受美国渗透的国家就可以成为“自由国际秩序”权力网络体系中的稳定节点。如果这一构想能够实现,美国确实就能够成为一个让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预言无法实现的世界帝国。
但是,围绕国际制度与“民主化”的优先次序问题,美国国内的不同政治团体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战略。第一种制度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 I,ISI)认为国际制度具有自主性,一旦其他国家都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就能够推动自己的制度要素在其国内不断拓展。因此,该战略倾向于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ISI对国际制度的乐观态度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预设:第一,美国在主导国际制度设立时,可以将自己的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植入其内;第二,国际制度一旦形成,其本身就具备了奖惩力量,足以鼓励其他国家做出符合国际制度要求的行为;第三,既然美国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根据美国的政体和意识形态对本国国内的制度要素和模式进行变革。
第二种制度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 II,ISII)质疑国际制度的自主性,认为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力,才能保证国际秩序的美国特征。只有那些正在或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美国才能有效影响其国内政治和国际行为,因此才能被允许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ISII比较青睐单边主义(美国的行动自由)和双边主义(对不同条件的国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
ISII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次级战略。第一种次级战略(ISII1)认为当其他国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时,美国应该把它(们)排除在“自由国际秩序”之外。这一路径主要基于两点预设:其一,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国家的国内制度很难发生改变,除非发生内部革命。但是,如果美国卷入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其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非常高昂的。其二,如果过多与“非民主”国家打交道,美国很难保持其自身道德的“纯洁性”。因此,美国实践其历史使命的方式应当是专注于内部事务,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的一座“灯塔”,为那些渴望“自由与进步”的人与国家提供导航服务。第二种次级战略(ISII2)认为美国需要动用强制力量(包括武力)推动其他国家国内制度的变化。这一路径的预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世界上始终存在着各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力量,因此,美国需要为历史提供“推动力”;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靠先进的情报和军事体系,美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对其他国家的颠覆;最后,美国的制度符合人性的普遍需要,因此,帮助推翻他国政权之后,该国人民一定会站到美国一边,国家构建过程因而将会非常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