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6)

综合来看,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时,美国有能力将原本具有内在缺陷并相互排斥的制度战略路径捏合在一起,使它们之间产生互补关系,从而可以为美国提供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这样一来,这个有用的“敌人”就成为了美国对外战略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图2 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内在动力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注：实线部分是第一组循环，国际秩序构想生成不同的制度战略。当出现能力和意识形态符合其要求的其他大国时，国际秩序构想就会生成“敌人”意识，从而可以将不同的制度战略整合在一起。虚线部分是第二组循环，美国出于节省战略成本的需要而利用制度战略与“敌人”进行竞争。如果最终战胜了“敌人”，美国就可以宣称自己的“历史使命”得到了确认，“自由国际秩序”在空间范围上就可以扩大，届时，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再次进入第一组循环之中。标注1、2、3、4、5是为了说明先后次序，表明相互之间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差。
不同的制度战略之间相互制约与平衡,如果一种战略缺乏效率,其影响力和支持率就会降低,美国人就会开始尝试寻找其他战略选择。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不断地寻找“敌人”。而且,美国在需要“敌人”的时候,也总能找到“敌人”。一方面,美国对自身卓越性的认知只有通过不断塑造并战胜“敌人”才能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敌人”意象已经内嵌在美国的国际秩序构想之中。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基本设计是将自身的次级制度变成基本制度,用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但是,只要世界上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差异,因为历史经历、政教传统和时空环境的不同都会导致国家之间自然产生差异。加之美国自己也在不断变化,所以,“自由国际秩序”所提供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认定的“敌人”也并非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而已,同时也是美国国际秩序构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敌人”这一意象始终都会在美国的对外战略构想和国际秩序构想中如影随形。
当然,美国国内能否形成统一的“敌人”意识,主要取决于不同制度战略的支持者们是否能够就存在一个在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构成双重挑战的国家达成一致:能力挑战是指那些有实力或潜力在欧亚大陆建立起封闭秩序的国家;意识形态挑战是指可以威胁美国普世叙事的国家,主要是指那种进行“特殊论”叙事的国家,即该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领域不仅没有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而且还怀有与美国不同的普世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