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8)

这就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美国性”:如果有其他国家以结构现实主义逻辑来行事,恰恰会激发美国人的“敌人”意识和战斗激情,帮助其国内统一认识和达成共识。加之美国的综合国力领先,因此,国家间竞争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美国的战略节奏之中。“权力转移”理论为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提供了识别“敌人”的方法(例如现在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大国)和“预警”机制(例如那些国力开始逼近美国的国家)。近年来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命题则为营造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模糊状态(一是提醒美国需要管控不断崛起的“他者”;二是提醒美国要和崛起国避免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提供了最新的叙事支持,本质上是在推动崛起的“他者”加速进入美国的优势领域,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式的人物和胜利观在美国的正式登场扫清路障:利用精心搭建的制度网络,使用“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依靠美国的活力逐渐使对手“窒息”,借此拖垮日益疲惫的“敌人”。
综合而言,美国的竞争者在崛起阶段应该注意避免“权力博弈的陷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要释放自己的善意,在美国国内不同路线之间打入“楔子”;另一方面也要针对美国构建国际秩序存在内在逻辑上的缺陷,寻找到能够更好地包容国家间多样性的国际秩序设计以及相应的制度战略,并在世界上进行广泛宣传,借此将美国宣称的普遍性还原为特殊性。
三、利维坦的比希莫斯:制度战略与美国国际秩序的建立、推广和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迎来了攀上国际体系权势顶峰的良机,但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干扰和英法的阻挠,自己最后退却了,因而错失了一次良机。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冷战的结束又为美国建立和推广国际秩序提供了两个关键的历史性时间节点。众所周知,二战之后,欧洲列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经济崩溃,国内混乱,危机重重;美苏成为世界的两强,但很快陷入冷战。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美国抓住机会稳定西欧局势,并对西欧的西德和东亚的日本两个主要战败国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在西方世界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时,苏联崩溃,为美国建立单极国际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会。由于美国误读了它在冷战期间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导致“自由国际秩序”虽然在空间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其自身逻辑的弊端也开始暴露无遗,因而酿成了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
(一)“美利坚帝国大厦”的浮现与暂时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