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0)

其次,ISII的支持者们认为在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数量不多的情况下,美国构想的国际秩序不但很难实现,而且反过来会损害美国的国内道德与政治制度。共和党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Edgar Borah)表示:“你不可能把一个真正共和国的那些杰出美德与旧世界嘈杂的、毁灭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后还能保持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个以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政府与一个以武力作为首要法则的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同时还希望保持前者。”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甚至认为加入国联“比起摧毁德国独裁政体,更有可能摧毁美国的民主制”。
最后,ISII的支持者们质疑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他们相信国际制度无法有效约束其他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要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法制化,但是美国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样才能确保在国家利益受损害时果断采取行动。在国联的问题上,其实很多共和党议员是愿意加入的,比如,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事实上是接受和欢迎美国对英国和法国的安全给予坚定承诺(这类似于NATO的早期版本)的人,但是他们需要威尔逊总统愿意修改《国联盟约》第十条中的规定,因为这一条款在他们看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普世性集体安全承诺。但是,威尔逊拒绝向共和党妥协。在此背景下,洛奇等人巧妙地将各路反威尔逊力量集合起来,最终挫败了威尔逊总统谋求加入国联的努力。
(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历史契机
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Western states)或曰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是其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石，它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友好关系,不在于其国民天性(爱好和平)或者政体的本质特性(“民主和平”),而是因为美国通过权力优势构建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关系网络,并将这些国家网罗其中。
按照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大设计”(grand design),战后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大国对和平的集体保证上。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罗斯福相信苏联能够被说服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大国责任,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是大国合作的制度平台。
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的不同路线开始出现分歧,“在鹰派和鸽派之间,在里加原则和雅尔塔原则(the Riga and Yalta axioms)的捍卫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以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为首的不少民主党人宣称自己秉承了罗斯福的路线,坚持认为美国与苏联是可以合作的,两国可以共同管理世界。另一方面,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等具有孤立倾向的共和党人则认为,美国应该进行战略收缩,专注于国内事务,因为苏联毫无疑问是“邪恶的”,而反苏斗争将会使美国过分卷入世界事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