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2)

面对战败后的日本,为了降低其进入日本本土及实施管理的代价,通过实施间接管理实现早日稳定日本社会秩序的目的,美国人保留了天皇和官僚体制。但是,美国对日本的规范、文化—认知要素进行了符合自己需要的改造。一是政治上将天皇“去神圣化”,同时对日本进行政治制度改造;二是对日本实施“去军事化”措施,通过驻军(及后来的联盟)控制和影响日本的军事力量;三是抑制劳工力量,防止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将日本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帮助其逐渐实现经济稳定和复兴;四是通过编写和传播《太平洋战争史》和《真相是这样的》等书籍和纪录片及其他途径对日本人的战争记忆进行重塑,鼓励基督教和美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通过成功改造战败国(ISII2)、深度介入西欧国家的政治与社会(ISI),以及对苏联奉行遏制政策(ISII1),美国政府将构建国际秩序的不同制度战略整合在了一起。1949年4月,美国主导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据此成立了北约组织,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与美洲之外的国家缔结军事政治联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美国的“门户开放”和“美中提携”的亚洲政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并缔结了《美日安保条约》,使其服务于自己的亚太战略,这一举措并不单纯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控制亚欧大陆局势、扩张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深远战略意图。”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确立之后,在西方世界内部就具有了锁定效应,因为它能够不断强化自己:一是美国可以借助抵御“共产主义威胁”,塑造和维持共同利益的群体,包括跨国资本和政治团体,并提供观察和分析世界的视角与方式——共有规范和意识形态;二是美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保护、信息平台和经济贸易秩序等——来约束对权力的使用;三是美国对其主导国际秩序内国家的内部状况保持影响力,并随时进行干预。
冷战期间,美国还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使用不同的制度战略来调整和维护“自由国际秩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美国可以在ISI和ISII之间进行切换。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其在西方阵营中的经济主导地位(ISI);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和美元停兑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ISII)。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对西方联盟的团结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协调盟友的行动,基辛格领导成立了国际能源组织(ISI):一方面美国可以限制日本和欧洲国家对欧佩克的自主行动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向盟友保证美国会提供技术和能源援助。为了消除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给美国国际形象和道义力量造成的损害和影响,卡特(Jimmy Carter)政府高举“人权外交”旗帜,强调盟国之间的合作(I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