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4)

大部分美国人在冷战结束后都自信历史已经终结。这意味着ISII1的担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ISII内部,ISII2开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路线。ISII2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应该借助“单极时刻”的契机,通过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改变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虽然始终注意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如果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单边行动,行使对恐怖主义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权利”,而消除恐怖主义的最终办法就是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然而,ISI和ISII2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ISI遭遇了其他国家国内制度自主性的反抗,其乐观预期因而很难变成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并向资本主义靠拢,这让美国产生了一种错误预期,以为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可以引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要求来改变本国的国内制度。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一样,加之国内制度具有自主性,因此,其他国家很难全盘复制美国的制度要素。
其次,ISII2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并不具有现实操作性。一是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危险的“敌人”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争夺地缘政治空间,因此,美国的军事行动很难说服盟友予以支持;二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与二战的战败国——例如德国和日本——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难以成为其“民主改造”的合适对象。美国当年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德国和日本的“民主改造”,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民族单一的国家都完成了国家整合,不仅建立了高效的行政体系,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都是成熟的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还因为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在道德上都被击溃,所以美国能够比较顺利地对其进行制度改造,不需要按照特定的理论图式(如现代化理论)进行重新设计。在此背景下,只要美国人主导推进,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这些国家的制度改造。由于美国帮助这些国家较快地恢复了国家实力,所以,德日等二战的战败国最后都成为了美国重要的伙伴和盟友。
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虽然美国的权力触角可以延展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但是不能依靠制度这样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来实现地区稳定,因为这些不成熟的民族国家在规范和文化—认知模式上,比如国家垄断暴力、政教分离、世俗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都很难实现与美国的直接对接。
伊肯伯里在分析美国秩序之未来的时候认为无需改变自由主义大厦的根基,但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更新契约。伊肯伯里的判断只对了一半。准确说,美国要想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就应该在改变自身国际战略根本逻辑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缔约,因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美国不能再寄希望于对其他国家进行彻底改造来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应该在差异化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共同寻找和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